理想與現(xiàn)實:王安石變法到底錯在哪里


來源:光明網   時間:2017-08-04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寧七年,正忙于變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煩事,一個本來由他獎掖提拔的看城門的小官鄭俠要和他的變法過不去,畫了一幅《流民圖》進呈天子神宗,說變法有問題。

神宗趙頊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國無比危難的時刻走到歷史前臺的。1068年,年僅20歲的宋神宗承嗣大統(tǒng),英氣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列祖列宗對北方敵國的屈服退讓,不滿于朝廷、州縣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國家稅收減少、財政緊蹙,有著富國安民、強兵雪恥的強烈愿望。親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國的英才,曾對大臣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卻暮氣沉沉,畏事保守,安于現(xiàn)狀,不圖興革。神宗只能變換方向,在朝外積極尋覓,最終將目光鎖定在已頗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宋神宗畫像

王安石也確實很棒,年富力強,曾任多年地方官員,在朝中也幾經沉浮,了解國政民情,雖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極高聲譽,獨享天下大名30余年。人們稱贊他質樸節(jié)儉,不嗜酒色財利;贊美他視富貴如浮云,不以自身榮辱進退為意;欽佩他好學深思、深通經術,成一家之學。《元城語錄》說:“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執(zhí)政為屈。”尤為重要的是,王安石幾年前上書宋仁宗,力陳“理財為先”的改革諫言,與宋神宗最急迫的心愿不謀而合。什么是富國,就是國家的錢多;什么是變法,就是理財,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時間里弄出最多的錢。英君賢臣風云際會,撞擊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王安石畫像

1069年,宋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對和阻撓,果斷地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籌備變法事宜。就這樣,一場關乎國運興衰,關乎民生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正式開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煩越多。從熙寧六年秋開始,天下大旱,10個月滴雨未下,麥苗焦枯,神宗成天眉頭緊鎖。農歷四月這天上朝回來,忽然內侍來報,一個叫鄭俠的小官,繪了一幅《流民圖》以驛站馬密件進呈皇帝,還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他負責看守安上門,每天在城門上看到為變法所苦的貧民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于是將這些圖景繪下來請皇帝圣覽。

這個當年曾與王安石很談得來的鄭俠還說圖中所繪,均屬實情,請神宗觀其圖,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開一看,圖上無數(shù)流民攜兒牽女,身無完衣。四處啼饑號寒,口嚼草根野果,許多“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錢償官,奄斃溝壑,累累不絕??崂敉贫矅?,怒目追索……

《續(xù)資治通鑒》記載:神宗接下了這份鄭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來的《流民圖》,袖以入內,反復觀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后,下詔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據(jù)說,詔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讖緯之說,并不怎么可信,鄭俠的一番舉動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來經過呂惠卿等人一番連消帶打的政治動作,將鄭俠搞進了大牢,變法還是照常進行。但事實是無可動搖的,王安石大變法確實到了一種民怨沸騰的程度。

應該說,王安石的變法政策無一不從良好愿望出發(fā)。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縣做官時試驗過,“貸谷于民,立息以償”,效果不錯。然而當他將此法推向全國,同比例放大,卻南轅而北轍了。不識字的鄉(xiāng)農們去申請青苗法的貸款,要經過以下程序:為了填寫申請書,就要花錢請書吏;再拿到衙門去申請,碰到貪官污吏,中間不知要花多少打點費,而且貸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寫,農民都不識字呀。據(jù)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guī)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過中間貪官污吏的層層盤剝,最后貸款農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于是逼得農民寧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利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

更要命的是,安石先生過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過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須貸出多少錢,給下面下指標。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硬性攤派了,除了一般的農民要其貸款,連中農、富農、地主都必須接受貸款。其實中農、富農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問題,根本用不著貸款,但地方官員就是硬逼著他們貸款,因為要完成指標。這樣一來,到了還錢的時候不要說一般農民吃不消,就是中農、富農也吃不消。自然,這項措施變成了官員的贏利設置,他們的權力尋租也有了改革這一至高無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來是規(guī)定收購滯銷貨,后來就變成了專門收購緊俏物,這時的衙門已經變成了一個賺錢的機構,結果成了全官經商,官商作風愈演愈烈,政府與民間爭利。

許多史書,都把王安石變法作為正面典型來歌頌,以為既為變法,便是對傳統(tǒng)機制的突破,必須嘉許,而不論實際結局如何?,F(xiàn)在回溯千年探究,問題并不如此簡單。怎么富國強兵,一向立意高遠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財”二字,最后就是一個錢字。在一個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一定時期財富總額是一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官家。一個“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錢“理”進了“官家”的口袋。幾乎每次廊廟相會,司馬光、蘇軾等人都詰難王安石這個問題,王沒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為變法立言的原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論,王先生的“三不”信條確實是非常值得一書的,這是改革家大無畏的斗爭精神。但反過來看,改革家非理性過頭的激情也于此暴露無遺。說句唐突古人的話,就是光顧自己一逞政治抱負,變法變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顧。對于弱勢群體的血和淚,王安石企圖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后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會認錯的。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成了大宋政界圍繞新法是“利民”還是“害民”展開爭論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場政治斗爭,政見不同的臣僚紛紛發(fā)表看法,難以騎墻。原來的中書和臺諫班子,多數(shù)是變法的反對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對這些部門進行了大清洗,逐諫官,罷諫院,排中丞,罷中丞,貶御史,等等?!端问?middot;王安石傳》就列舉熙寧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罷免的19位臺諫名單。并且,引進同黨李定、薛昌朝、謝景溫,等等,基本封殺了反對的聲音。于是,轟轟烈烈的變法期間,或者是“臺諫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guī)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或者是執(zhí)政大臣“專用其親愛之人”為臺諫官;“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后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后為之。”在這種功利目的前提下引進的臺諫,往往多觀言察色、見風使舵之輩,有的聲嘶力竭為變法吶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著一個擁護變法的大招牌,行滅殺政敵、搜刮民財之事,如“烏臺詩案”中陷害蘇軾的李定、舒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續(xù)集》譴責說:“安石作俑,始于箝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層政場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對下層百姓的言論封堵。為了防止百姓不滿而訕謗帝國新法,熙寧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設置邏卒兵丁,對百姓實行“監(jiān)謗”,不許亂講新法如何。“深疾諫者,過于仇讎;嚴禁誹謗,甚于盜賊”,“潛遣巡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zhí)而刑之。”

但捂住了別人的嘴巴,就能讓變法自此完美起來,一馬平川了?只不過是個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而已。再就歷史流程的延展來看,此舉也書寫了以專制箝制言論的丑陋一頁,其惡劣后果并不能因變法的“政治上正確”而一筆勾銷。

王安石的文學名篇如《游褒禪山記》、《讀孟嘗君傳》,立意高遠、險峭,足以顯現(xiàn)一種特立獨行的風格:立論很高,行別人所不敢之險。但這或許只對文學有意義。放在政治上,老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就有問題。政治主張再高,也不能漠視事實的掣肘。王安石作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原儒傳承的“平民關懷”,只要自己政見得以實施,百姓苦難便可不以為然。用現(xiàn)在的話說,這是必須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勢群體就鐵定要為王先生震古爍今的變法做出犧牲。

一番變法,國家財富堆積如山,為此宋神宗作四言詩:“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8句32字,為新增32座國家財庫之名。還不夠,又添20座,建庫封樁。

國家一時間富了起來,而老百姓的境況如何呢?還以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濟貧乏”的青苗法為例,本是為了免除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免受地主豪強的高利貸盤剝,改由政府向他們貸款,每年兩次,利息按二分計算,在夏、秋兩季農作物收獲時,再歸還政府的一種充分考慮到農民利益的低息貨款。而實際操作下來其實是個可怕的官家壟斷的高利貸。陜西農民向官家借陳米一石,至還的時候是新的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個大跟頭。“雖兼并之家乘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連“中戶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飯都成了問題,更不用說絕大部分的貧民了。于是“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對于那52座財庫的由來,司馬光一語中的:“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又如意在減輕貧困農民負擔的免役法,也因問題多多導致全面失敗。官員賈蕃在東明縣(屬開封府)試行免役法時,故意把農戶的等級提高,把四等農戶提升為三等(按規(guī)定,四、五等農戶免納役錢),意味著把免納役錢戶提到要納役錢戶中,從而激起了民戶的不滿。東明縣鄉(xiāng)農了解情況后,有一千多人糾集進京“上訪”,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鬧事。更要說明的是,這在整個變法過程中決非個案。

事實證明,把理財、言利、搞錢當成變法的內核,注定了這場懷著理想主義初衷的變法,勢必要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失敗。

變法有兩種: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放松了對庶民的束縛,撇開政治上的高壓統(tǒng)治不談,經濟上的勇猛行進為秦一統(tǒng)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有點相反,盡管數(shù)字飚升,政績遍地開花,但以更嚴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國富民窮,如此變法究竟有多大意義?朱熹說:“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形象之極。而最大的后果,是趙宋王朝人心的離散。40多年后,北宋滅國。

再好的變法,也不能以犧牲普通百姓的生存為代價,于是有了芝麻級人物鄭俠繪制《流民圖》,企圖以生命一搏。而名臣士子如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也無人不反對。其實,在沒有王安石變法之前,他們也是改革派。見變法如此苛峻,他們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將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來了”,變法本來就有問題,小人們再在其中上下折騰,結果可想而知。

這時候,一個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覺剝削太重,于是將臣子們的上奏中言及民間??嘈路ǖ膬热莞嬖V王安石,王大不以為然。

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

帝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安石不悅。

安石是固執(zhí)的,他相信自己永遠正確——民眾的苦痛與主題宏大的變法相比,算不了什么。

這里,幾乎看不到那個在詩文詞章中體恤民疾、賑濟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這位中國封建社會惟一不愿讓人抬、不坐轎的宰相,拒奢華、拒納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一個本來應該大寫的儒者,居然如此無視黎民黔首,真是莫大的悲哀。

王安石堪稱政治強人,古文與詩詞也卓然成家,思想縝密。對他“大言震神宗”啟動變法的萬言書,方苞就說:“歐、蘇諸公上書,多條舉數(shù)事,其體出于賈誼《陳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眾法之善敗,經緯其中,義皆貫通,氣能包舉,遂覺高出同時諸公之上。”安石死后,他的政敵蘇軾代皇帝寫敕文,說天意“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對王安石說來,不能不算是公論。

但是,人格的公論與民心的向背無關。一種變法,無論其“富國強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渙散的基礎之上的,它就顯得可疑。而就變法者而言,無論其操守如何無瑕,心氣多高,文學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變法中解決一個“以民為本”的終極問題,他只會走向悲劇性的結局。這絕不是幾篇立論高揚的道德文章所能救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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