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賢們的固執(zhí)與堅守


來源:光明網(wǎng)   作者:閻晶明    時間:2017-08-25





  中華民族的方志傳統(tǒng)源遠流長,從周王朝采問風俗開始,歷代鄉(xiāng)賢耆舊,或口耳相傳,或訴諸筆端,守護地方文化根脈,書寫中華文明姿彩。即使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的今天,方志傳統(tǒng)也未曾中斷,而這種綿延不絕,有相當部分得自于鄉(xiāng)賢文人的作用。在鄉(xiāng)賢們的固執(zhí)與堅守中包含著的,是中華文化中非常了不起的精神傳承,即以鄉(xiāng)情濃得化不開作為精神動力的鄉(xiāng)賢文化。

鄉(xiāng)賢們的固執(zhí)與堅守

黃河入晉第一村——山西偏關縣老牛灣 資料圖片

鄉(xiāng)賢們的固執(zhí)與堅守

民國四年版《偏關志》,右為上冊復印本。資料圖片

鄉(xiāng)賢們的固執(zhí)與堅守

中華書局2013年版《偏關志》)

  一

  我一向認為,在中國,鄉(xiāng)賢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資源,舉凡地域文化研究特別是整理、保存、傳承,所仰賴者,既需有專業(yè)的學者教授,如擁有大局觀的歷史地理學家,更不能缺少所在地域鄉(xiāng)賢們的努力。傳統(tǒng)意義上,鄉(xiāng)賢是某一地域才德突出的人,鄉(xiāng)賢文化本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非常寶貴的力量,撰修縣志,考察文物,記錄民俗,歌頌家鄉(xiāng),鄉(xiāng)賢一向是一個地方最忠實的文化守護者。他們是固執(zhí)的,或許正是由于外人的漠視,他們更增添了書寫自己土地一草一木的熱情;他們甚至是偏執(zhí)的,舉凡自己家鄉(xiāng)有,就一定要申明是最正宗最獨特的,即使外人完全不知情,他們卻連“天下第二”也不愿意承認。他們是自己家鄉(xiāng)的謳歌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感情不可能讓別人同等對待;他們更像是地域文化的辯護者,所有自己家鄉(xiāng)的文化被漠視、曲解的時處,他們都要高分貝地為之吶喊。

  很多時候,由于區(qū)域劃分、歷史沿革、記載不詳、傳說不一等原因,或本身就有無法確認的因素,一處名勝、一位名人、一首歌曲、一種美食,時常會出現(xiàn)兩個以上的地方在爭搶,在爭論,而且永無寧息之日。這種時候,鄉(xiāng)賢的作用就特別重要,大家都會出來辯說,他們各自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結論的歸屬和民意的傾向。那種膠著、爭奪的程度,甚至由此帶來的不服、隱痛,非鄉(xiāng)賢而很難體會到。也許你會覺得他們狹隘,但他們才不在乎你的態(tài)度,如若你進入人家的區(qū)域卻又不懂人家的鄉(xiāng)情,很可能就會被認為“沒文化”,尤其來訪者表現(xiàn)出輕慢態(tài)度,很可能就會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然而,這種固執(zhí)與偏狹中包含著的,卻是中華文化中非常了不起的精神傳承,即以鄉(xiāng)情濃得化不開作為精神動力的鄉(xiāng)賢文化。今天我們?yōu)橹腥A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斷而驕傲,而這種綿延不絕,有相當部分得自于鄉(xiāng)賢文人的作用。

  二

  位于晉西北的忻州市偏關縣,是我的家鄉(xiāng),在現(xiàn)當代社會中屬于發(fā)展滯后的地方。如果按今天的指標分析看,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可圈可點者著實不多。即使要論證“人杰地靈”等大家都會使用的概念,可舉的例證也很寥寥。但從小我就記住了一句話,偏關縣位于黃河之畔、長城腳下,是黃河與長城“握手”的地方。我離開它已近四十年了,尤其近二十年幾未回去,那里的人們究竟怎樣生活著,不甚了了,各行各業(yè)的人所識者越來越少。

  近日,我意外收到一包書,是偏關縣政協(xié)文史研究員盧銀柱寄贈。內中有兩冊非常厚重的書籍:《三關志》和《偏關志》。兩書封面均標明:“盧銀柱校注”。另有一部書稿的打印稿,書稿名曰《萬世德傳》,是盧銀柱本人創(chuàng)作的未出版物。萬世德是偏關本地歷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了,他是軍事家或為官者,歷史上應當還是相當有功業(yè)的,可惜似乎正史里記載不多。但我知道,歷經(jīng)數(shù)個世紀,本地人都在為擁有這樣一個人物感到驕傲。正史未曾記載,那是修史者不公所致,盧銀柱先生著《萬世德傳》,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明史》里忽略萬世德而產(chǎn)生“逆動力”。

  在書籍和書稿之外,盧銀柱先生還有一封親筆信寫給我。信中的大意是,《萬世德傳》書稿幾經(jīng)撰修,終于完成,然而在出版上遇到不小困難,本來省里有一個專門編撰出版本省歷史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的項目,但因萬世德并非“文化名人”,在文星璀璨的山西歷史上,很難被列入其中。盧先生并沒有在來信中表達希望推薦的求情,但內里的無奈是可以感知到的。我粗粗翻閱了書稿,作為傳記,可能此書還有不盡如人意處,“傳”的色彩不濃,考證的成分更多。文學筆法還不夠有力,傳奇性不強。我查了下有關資料,覺得我這位鄉(xiāng)友可能在寫法上不夠討巧。比如明朝人萬世德曾經(jīng)到朝鮮任職,今日首爾的幾座“關王廟”(即關帝廟)中,其中的一處“南關王廟”就與萬世德有關,有學者指出,南關王廟落成當年,代替楊鎬赴任明軍統(tǒng)帥的萬世德前往朝鮮,神宗命其在漢陽為關公建立祠堂,為此撥付了建立祠堂的經(jīng)費。如果把類似情節(jié)在傳記中突出出來,“閱讀效果”上一定可比萬世德抗擊倭寇且屢建戰(zhàn)功的故事。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本有價值的書,它難以出版我也無奈,由此更聯(lián)想到鄉(xiāng)賢文人之不易。他們所用力者甚多,所回報處卻極少,然而他們一個個如飛蛾投火,無怨無悔,實在讓人感慨。

  我雖不認識作者本人,但對盧氏一族在偏關本地的文化影響力久有印象。偏關歷史上實為軍事之地,成為縣制規(guī)模也不過是明朝以后的事,所謂三關,雁門關、寧武關、偏關是也。而偏關又是晉地之西北鎖鑰,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重兵把守,進而漸成生活之地,應是其沿革線索。這里的民俗與文脈,既有古來自有成分,更有眾多外來者駐扎后形成的獨特元素。我于地方志素養(yǎng)頗淺,但讀過的唯一一本《偏關志》,其作者的名字印象深刻:盧承業(yè)。今次讀盧銀柱先生校注的《偏關志》,方才對其中的一些由來脈絡有所了解。說起來也是有意思,話說公元1915年,已是民國四年,浙江杭州人林端到任偏關縣事。這位林先生自然想找一本縣志,以便了解當?shù)貧v史人文,結果他問遍了當?shù)厝?,方知并無一本完整印行的縣志可得。他后來從前任移交的卷宗里得到一本顯然是未刊行本的《偏關志略》,知“乃前明關紳盧君承業(yè)所首創(chuàng)”,盧氏先賢盧承業(yè)實則此一小縣修志第一人。從林端的敘述中還知,此志雖曾經(jīng)多人增修,但在林端看來,仍然“體例錯雜,敘次無倫”,非他所習見的縣志水平。但需知對一個邊塞小縣而言,已實屬不易。適逢林端一浙江鄉(xiāng)友名王莼賦者來偏關游歷,他于是與之相商,請其重加校訂,歷經(jīng)三月,終于完成。林端在《偏關志序》中認為,自明以來數(shù)百年,“區(qū)區(qū)志略”都難以成書,可見本地人文與財力之不足至于何地,僅此“何以慰作者于地下”,也見出他對先賢盧承業(yè)的認可和尊重。在林端眼里,偏關此地“山川之表里環(huán)拱,營堡之星羅棋布,風俗之樸實勤儉,人物之發(fā)強剛毅,皆斯土獨有之精神”,撰修縣志自有價值。據(jù)載,這部塵封了數(shù)百年的縣志,最后還是林端個人“捐俸錢如干千”從而得以“活版”印制成書。

  盧氏一族最早有明代鄉(xiāng)貢盧承業(yè)始撰縣志,后有清代庠生盧一鰲繼述,今有專事縣志工作的盧銀柱,一門盧氏四百年,文脈相傳,從不間斷,為本地文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我看盧銀柱本人經(jīng)歷,未見官職,他卻不但主修本縣舊志整理校注,而且對本地近現(xiàn)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均做過專門著述,用功難以想象,擔當更加感人。如此堅持,且在文風顯然并不盛行的邊塞之地,更令人激賞。實話說,盧承業(yè)署名的《偏關志》,多少有些單薄,我沒有見過原版模樣,影印的志書雖分為上下冊,但即使合一也規(guī)模不大。盧銀柱在前輩諸方家的基礎上,廣泛搜求,四處征集,增添了幾乎成倍以上的內容。他雖偏居一隅,與同道往來困難,信息相對閉塞,溝通不易,經(jīng)費條件也可想而知捉襟見肘,但他克服常人難以克服的困難,數(shù)十年矢志不移,做出了一般人難以做到的實績。誠如他自己在后記中所言,舉凡涉及偏關縣的任何一點資料,他都“悉為臚列,視為珍寶,及時搶救錄入”。為了獲得一份“小資料”,求證一個小問題,解決一個小疑問,糾正一個小錯誤,他或頻繁電話,或四處求學,東到北京、山海關,西到西寧,北到呼和浩特,南到福州,認識的、陌生的,皆因學問而自認相知。在我想象中,這種為了學問不恥下問,為人卻謹言慎行,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端正品格的體現(xiàn)。

  近500頁的《偏關志》,比起先賢原著不知厚重了多少倍。內中除盧銀柱先生搜求來的各種資料補充外,校注文字的字數(shù)應在近一半左右,可見其用心用力至于何種地步。校注這種書籍,所涉文史知識絕非教科書上所有。其中既要有一般文史知識的運用,也需有對地方歷史的了解,更需對多種史書上沒有記錄的人與事、城與鄉(xiāng)等掌故的熟稔,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調查。再看他另一部校注著作《三關志》,厚度和做法的認真如出一轍,值得稱道。

  三

  我讀盧銀柱兩部校注大書而心生感慨的另一個原因,還因為為其《偏關志》作“跋”的李德忠先生,盧銀柱稱其為恩師者,正是我中學時的語文老師。年少時對李先生的學問所識甚少,今讀其跋中文字,見其字字真情,感其拳拳之心,念其作為外鄉(xiāng)人(內蒙古人氏)對這片土地的無限深情,足令人想到人與土地、人與人之間割舍不斷的深厚感情,倘若人間有不可更改的感情,此情正是吧。先生不過是一位山區(qū)普通語文教師,但這篇不過千字的病榻上寫就的文章,卻包含了太多真摯感情和人生道理。他為弟子在學問上的成就高興,卻也指出其中“難免有斷句失誤與注釋不準的地方”,他雖早已與世無爭,但對“世風浮躁”“鄙視著述”的風氣深感悲憤。他是外鄉(xiāng)人,但隔河(黃河)相望,他對自己曾經(jīng)學習工作過的“第二故鄉(xiāng)”充滿深情。“雖伏櫪,但得冀望于桃李”,也許一生清貧,也已病體難持,但那文字的穿透力卻絕不輸于鴻篇大文。這些普通知識分子身上所蘊積的力量,正如一種不滅的火種,給后來者以信心,照亮前行的道路,讓人感受到“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希望。

  即使居于一個小縣城里,盧銀柱先生其實并不孤獨,與他一起對地域文化深掘,投入所有心力著述的還有同城的秦在珍先生等人,后者也曾寄贈獨立完成的四卷本地域文化著作予我。我與他們從未謀面,寫這些文字,正是盧銀柱先生家族歷經(jīng)四百年傳承不斷的文化追求,這種近乎傳奇的文化熱流,以及今天他與自己的同道們孜孜以求從不放棄的精神,讓我感受到一種文化的力量,一種不死甚至不老的精神。我無意于命名他們是新一代鄉(xiāng)賢,但我借此意識到,文化的復興,文化的興盛,必須包含尊重、呵護、支持這些為了自己確立的文化目標而不懈努力的人們。我甚至還想到請自己的朋友前來修志,用自己的俸祿支付書籍印制費用的“林端”們,今天為盧銀柱們的工作給予支持和幫助的人們,他們也實是不可忽視、值得尊重的文化人。

  今天的山西偏關,黃河入晉第一縣的概念被放大,黃河長城交匯的奇觀廣為人知,黃河老牛灣已經(jīng)成為山西的地標性景觀之一。每到冬季,這里的黃河上還會舉辦國際性的滑冰賽事,高速公路的開通為這里與外界的溝通提供了便利。而鄉(xiāng)賢們的文字努力,他們的固執(zhí)與堅守,也一定會為此增添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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