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榕。郭紅松攝/光明圖片
鄭榕扮演的常四爺。資料圖片
【大家談經(jīng)典】
2019年，這一年，鄭榕95歲。
他曾出演的話劇《茶館》，也是一個“老人”了。
5月，鄭榕為中央戲劇學院教學而著述的新書出版，書中多有回顧自己半生話劇事業(yè)所得。有來訪者登門，他往往提前電話里就問明來意，見面時，與訪問有關的內(nèi)容已被他寫在了稿紙上，字跡工整，邏輯清晰。等到坐下聊天，遇到相關內(nèi)容，他就看著稿紙講給對方聽——他怕自己年紀大，記性差，不提前寫下來，恐辜負了來訪者。
來訪者愈加感動這位老人的認真，欣欣然向他講起他工作大半生的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里，人們從凌晨便排起長長的隊伍，等著天亮時話劇《茶館》演出票開售……
1958年3月，34歲的鄭榕和他的同事們，把老舍的劇作《茶館》搬上北京人藝的話劇舞臺。這些同事包括曹禺、焦菊隱、夏淳、于是之、藍天野、英若誠……這是一串閃光的名字。
2019年，話劇《茶館》首演61周年。它被譽為東方舞臺上的奇跡，中國話劇史上的里程碑，“一部《茶館》，半部中國話劇發(fā)展史”。它被視為老舍最優(yōu)秀的劇作，北京人藝的鎮(zhèn)院之寶，話劇迷心目中的必修課，話劇演員以能扮演其中的角色為榮；有西方觀眾第一次看到它時，不知用何種語詞才能形容自己遇到中國珍寶的心情，只說“它像是一個歷史畫卷，可以和《清明上河圖》媲美”。
鄭榕在《茶館》中扮演常四爺。這個角色常常被列于第二位，和于是之扮演的王利發(fā)、藍天野扮演的秦仲義，并稱《茶館》“仨老頭”，是貫穿《茶館》全劇三幕的三個重要角色。
從1958年首演到1992年焦菊隱版《茶館》原班人馬在首都劇場舉行告別演出，《茶館》前后演出了374場，鄭榕也扮演了374個常四爺，“《茶館》幾乎是我演劇生涯的主角，常四爺這個角色的成長也是我在修養(yǎng)和演技上不斷成長的過程。”他說，就是在演《茶館》的這個階段學會了如何認識人生和創(chuàng)造角色，他也用一個人一生最重要的34年，見證了《茶館》作為經(jīng)典穿透歲月的熠熠光輝。
這是一個老人對另一個“老人”的回顧，像將軍回憶他歷久彌新的勛章，像畫家回憶自己的佳作如何畫出了第一筆……但不管傾聽者對此有多么迫切，面對《茶館》，鄭榕總是愿意從許多年前的一個冬夜談起。
1.“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后面”——曹禺
1940年，這一年，鄭榕16歲，長安大戲院公演曹禺的話劇《日出》。“北京劇社一年難得演一場，我買票去看了。”但是，“那個時候的環(huán)境不好，戲還在演著呢，就不時有壓低帽檐的人走進來，喝令戲停下，打開燈——找人，等他們走了，燈光再暗下來，演員在舞臺上接著演。”就這樣斷斷續(xù)續(xù)演到結(jié)尾，陳白露喝安眠藥一場戲深深觸動了鄭榕，“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看完戲，鄭榕說不清的心情低落，“那時我高中一年級，散戲以后，我在馬路上走了很久，那是冬天的夜晚，刮著風，掉著樹葉……”那一年南京成立了汪偽政府，蔣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在日軍占領下的北平城，年年月月都是寒冬。
16年后，與鄭榕同樣經(jīng)歷過黑暗舊社會和新中國成立的老舍，寫出了三幕劇《茶館》，那個令鄭榕印象深刻的看戲夜晚，就發(fā)生在《茶館》第二幕與第三幕之間的年代。老舍曾談及希望通過《茶館》的三幕，完成“葬送三個時代的目的”。成型后的話劇《茶館》，三幕分別發(fā)生在戊戌變法、軍閥混戰(zhàn)和新中國成立前夕三個時代，在一個叫裕泰的茶館里，各色人等輪番上場，展現(xiàn)出這三個時代、近半個世紀中國社會經(jīng)歷的黑暗腐敗。
1979年復排《茶館》上演，一位老人看后呆住良久，說道：“把我一生的經(jīng)歷全都回想起來了，看完覺得還是社會主義好。”1989年，鄭榕和同事們?nèi)W洲演出《茶館》，英國的一位芭蕾舞演員說：“看了《茶館》，知道了為什么中國革命是必然的。”
《茶館》所歌頌的新時代，也為創(chuàng)作者帶來了無與倫比的寬松氛圍。排演《茶館》時，導演焦菊隱常與老舍及演員一起談笑交流，經(jīng)典的“焦版話劇《茶館》”正是經(jīng)過大家多次討論修改而得。當時的暢快淋漓，被記錄在一張張老照片中，藏在鄭榕的書里、相冊里，腦海里。
2.“現(xiàn)在要教會你怎么在舞臺上生活”——焦菊隱
1953年，這一年，鄭榕29歲。他清晰記得，第一次見到焦菊隱時，焦菊隱說：“過去你是知道怎么在臺上演戲，我現(xiàn)在要教會你怎么在舞臺上生活。”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體驗生活。
“給我們每個人發(fā)了兩個筆記本，每天早晨八點到晚上五點，下到現(xiàn)實生活里去體驗，回去后把當天收獲寫在本子上，交給導演寫批改意見。”就這樣，鄭榕演《龍須溝》體驗生活兩個月，《雷雨》六個月，到了《茶館》，體驗生活已成為人藝的傳統(tǒng)。
對生活的體驗，焦菊隱運用到了排演《茶館》開場第一幕中，“第一幕茶客眾多，聚集了當時社會的三教九流。”時任北京人藝院長的曹禺聽老舍讀劇本讀到這一幕，驚喜不已：“我的心怦怦然，幾乎跳出來。我處在一種狂喜之中，這正是我一旦讀到好作品的心情。這一幕是古今中外劇作中罕見的第一幕。”
如何表現(xiàn)好這一幕，焦菊隱和執(zhí)行導演夏淳、設計王文沖反復思量，為了強調(diào)藝術(shù)的真實，設計了舞臺上茶桌高低不等錯落的擺放。此外，“《茶館》有很強烈的節(jié)奏感，這種節(jié)奏感是通過生活內(nèi)在的發(fā)展規(guī)律形成的。第一幕開場是在茶館里的群眾場面，它造成一種非常濃厚的生活氣氛。”鄭榕在其所著的《我與北京人藝》里，詳細講述了導演如何根據(jù)內(nèi)容來調(diào)整節(jié)奏，“開幕時用強音，各桌談論得極為熱烈，有一桌談道：‘洋人把縣太爺綁在樹上活活地抽死了！’吸引了鄰桌的注意，靜下來聽，又吸引了另一桌，這時只聽見這個桌上的談話了。然后又嗡嗡起來。接著進來一個賣福音書的，大家對這人很不習慣，他走到哪桌面前，那桌就靜了下來。這樣等于給每桌拍了個呆照，讓觀眾能有重點有順序地把茶客都看過來。”這樣的動靜節(jié)奏，出現(xiàn)在《茶館》舞臺上，儼然一出美妙的交響樂。
焦菊隱還把京劇中的“亮相”用在了《茶館》人物的出場中，“因為老舍在《茶館》中多用的是畫龍點睛之筆，幾筆就勾勒出一個人物，不容觀眾再等待半天才看出是什么人。導演和演員琢磨要像戲曲‘亮相’一樣一上場就給觀眾留下鮮明的印象。”這才有了觀眾眼里“連面部肌肉表情都印象深刻的龐太監(jiān)”。
中國戲曲的表現(xiàn)程式正是千百年來從民族生活的獨特方式中汲取和提煉而成的。當時的國外報紙評論《茶館》里的演員：“每一位身上流的都是老舍劇中人物的血。”
焦菊隱和夏淳是話劇《茶館》首演時的導演，在長達一個甲子的歲月里，老舍的《茶館》經(jīng)歷了許多次修改、排演，衍生了諸多版本，然而唯有焦菊隱導演的版本最為經(jīng)典，被大家約定俗成為“焦版《茶館》”，而今每年在人藝舞臺上演，一票難求的，也是焦版。
在人藝博物館的陳列柜里，鄭榕的日記本靜靜述說著那段歷史。
3.“一定要把茶館的文化演出來”——老舍
1982年，這一年，鄭榕58歲。《茶館》要被拍成電影，他第一次看到當年自己演《茶館》的錄像，“那時候三十幾歲，對常四爺這個角色有偏見，覺得劇本中必須有一個說正面話的硬漢子，上了舞臺，也就按照概念化的方式去表演，塑造了一個‘硬’漢子。”
看著錄像里那個“張牙舞爪、高聲粗氣”的常四爺，鄭榕羞愧難當，他忽然想起，一次看《茶館》排戲后，老舍對演員講：“茶館里有著高度集中的文化。中國人是聰明的，在封建社會他們的聰明才智得不到發(fā)揮，只好鉆研品茶、玩鳥、放風箏……在茶館里可以聽到各種新聞，學到各種知識，其中每一項都可以寫出本書來，這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你們一定要把茶館的文化演出來。”
如何通過常四爺演出茶館的文化味兒？
老舍的話首先啟發(fā)了鄭榕演《茶館》第一幕。“那時候的常四爺是個旗人小官吏，坐茶館是為找樂子去的，決不是為了尋釁斗毆。”鄭榕改變了一上來就橫眉立目的演法。“這是一場遭遇戰(zhàn)”，他把與二德子的沖突戲處理成意外、躲閃、對英法聯(lián)軍的不滿和最后交手時的臨危不懼，“這樣表現(xiàn)常四爺?shù)?lsquo;硬’，就比較符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和他的思想性格。”
老舍也曾提到父親的死：一個普通的旗人庫兵，在八國聯(lián)軍侵入北京時，為保衛(wèi)一個糧店而戰(zhàn)死后，連尸首都沒有找到，家里人只拿回他的一只布襪子……鄭榕又想起自己體驗生活時在茶館里遇到小心翼翼說話的老旗人滿臉皺紋的面孔。“這又使我獲得了常四爺?shù)撵`魂，《茶館》看的是民族魂，而不是看熱鬧，常四爺也是有靈魂的。”
所以在第二幕里，鄭榕表現(xiàn)的常四爺樂觀而成熟：牢獄折磨使他學會了老練小心，改朝換代鐵稈莊稼沒了，常四爺自食其力賣青菜，“憑力氣掙飯吃，我的身上更有勁了！”——“此時此地常四爺?shù)?lsquo;硬’應該表現(xiàn)在豪情滿懷上，并且藏在他面對特務老練成熟、雖不服氣又不被抓到把柄的話語上。”
有了這種貫穿人物靈魂，卻又隨際遇有所變化的“硬”，到了第三幕，鄭榕扮演的常四爺憤然喊出“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才是鮮活而有說服力的。
老舍曾笑談“茶館里的人物都好像是我看過相，批過八字似的。”和常四爺一樣鮮活的人物，在《茶館》劇本里有70多個。
4.“觀眾對我是寬容的”——于是之
1992年，這一年，鄭榕68歲。恰逢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建院40周年，7月，《茶館》上演，這是由于是之、鄭榕、藍天野三人扮演“仨老頭”的第一版《茶館》的告別演出。
“那天在劇場門口，通過‘黃牛’花上150元（相當于劇場票價的7倍還多）也很難買到一張票。”7月16日是最后一場，扮演掌柜王利發(fā)的于是之年紀大了，表演中偶有忘詞，自己覺得十分愧對觀眾。
“我記得他一再感嘆‘觀眾對我是寬容的’。”鄭榕認為，觀眾之所以寬容，其實來自于演員的偉大。“我覺得于是之有兩大特點很值得我們話劇演員學習——重視生活與重視修養(yǎng)。依靠這兩點能沖破一般化、概念化的表演惡習，在舞臺上創(chuàng)造出有血有肉的生命來。”
于是之說：“老舍先生的劇本看來好演，淡淡幾筆，給演員留下廣闊的創(chuàng)作天地；但倘若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礎，你就會感到無從下手，是斷然不會演好的。”
焦版《茶館》結(jié)尾三個老頭的一場戲，曾經(jīng)過反復試驗。
“當時于是之不滿意，搖搖頭說：‘得鬧起來。’起初我不懂，我想這是王掌柜即將自殺前的戲，應以悲憤為主。他卻說：‘像王利發(fā)這樣的人，一輩子膽小怕事，誰也不敢得罪，生怕說錯一句話。到他下決心要死時，忽然一切得到了解脫，他覺得什么都不用害怕了！他要把平日憋在肚子里的話一下子都吐出來，還想對這個欺壓人的舊社會開一個大大的玩笑，因此才叫常四爺撒紙錢……’”于是之深刻理解了王利發(fā)之死，同時也準確地領悟了老舍的喜劇精神。
在這樣理解的基礎上，焦菊隱借鑒中國傳統(tǒng)戲曲的手法，讓演員朝著觀眾演，直接和臺下觀眾交流，《茶館》的結(jié)尾發(fā)生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黨特務和美國兵在北京橫行的時候，是黎明前的黑暗，“后來焦先生說，你們都朝著我演試試，我們才明了，這是控訴，不應該去表演個人的哀傷，不是談個人的經(jīng)歷。焦先生要讓觀眾看到光明。”
以笑代哭，以喜演悲，“仨老頭”的形象立時增添了光輝。如此，老舍心目中“觀眾含著眼淚的笑，或許才是深刻的喜劇”，終于成了。
5.“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經(jīng)典”——鄭榕
2005年，這一年，鄭榕81歲。人藝復排焦版《茶館》，梁冠華、濮存昕、楊立新接棒新“仨老頭”，鄭榕成為藝術(shù)顧問小組成員。
2018年，《茶館》首演60周年，濮存昕演《茶館》也快20年了，但他仍舊戰(zhàn)戰(zhàn)兢兢，他說，自己仍記著鄭榕當年對他們說：“不怕沒演好，就怕糟蹋了。”
2012年，這一年，鄭榕88歲。他參演人藝新戲《甲子園》。怕人家笑話這么大歲數(shù)還演戲，他曾認真回答記者：“為什么我還要來演呢？其實我是想試試，人藝過去的表演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的表演方法——如今還靈不靈。那是我們經(jīng)過了多年的學習、探索和借鑒，積累下來的。中國話劇的立足點是中國大地，根基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離開了這兩點，還看什么呢？”
2017年，中國話劇誕生110周年，鄭榕寫了《我對中國話劇的自信從哪里來》。這篇文章被他放在新書里，面對這樣好的《茶館》，來訪者和濮存昕一樣擔心經(jīng)典易逝，鄭榕把書中的這句話與2012年的回答一起大聲念給大家聽，他總結(jié)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經(jīng)典。”
“感覺到跟觀眾心貼心了，好像觀眾底下什么反應、什么動作都能獲知了，我知道這就是進入人物了，只要有這種成功，我就覺得做什么都不算累了。我最喜歡下裝以后，半夜里一個人在馬路上走，好像還能讓那個人物在你身上多活一會兒，這是一種很大的幸福感。”說這話時，鄭榕仿佛還是16歲散戲后走在路邊的那個少年，只是，此刻，心中是力量和光明。
（本報記者李晉榮）
轉(zhuǎn)自：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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