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談石黑一雄：書寫歷史創(chuàng)傷的大師

　　新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Ishiguro）是一位書寫歷史創(chuàng)傷的大師。在《浮世畫家》、《上海孤兒》和《長日留痕》等小說中，他以精湛而巧妙的文學方式揭示社會歷史進程對個體的沖擊，表現(xiàn)人們的傷痕記憶和精神困境。作為一個幼年即移民到英國的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跨文化經歷在他的書寫中提供了特殊的文化身份和視角。

　　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梅麗在近期出版的專著《危機時代的創(chuàng)傷敘事：石黑一雄作品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4月）中對相關問題做了詳盡的研究，她在采訪中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分享了自己的觀點。

　　澎湃新聞：此前有沒有想到石黑一雄會獲得諾貝爾獎？

　　梅麗：沒有意外，覺得這是實至名歸。石黑一雄在當代小說領域的影響力鮮有企及者，且近年來聲譽日盛。有一個微妙的證據讓我察覺到了這個趨勢：近幾年來，在我們上海外國語大學的研究生提交的學位論文中，每年都有好幾篇以石黑一雄為主題的。有一次我拿到7份碩士論文開題報告，審稿時發(fā)現(xiàn)竟然有三篇都與石黑一雄有關。另外我的碩士學生當中，也有不少人撰寫關于石黑一雄的文章，向各個雜志社投稿，他們會來跟我交流、征求修改意見。這說明研究他的人多、研究資料也多，不由得讓我感慨他旺盛的人氣。

　　梅麗著《危機時代的創(chuàng)傷敘事：石黑一雄作品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4月）

　　我覺得有三大原因促使他獲獎。

　　第一，是他的作品具有比較宏大的歷史和社會視野，符合諾貝爾文學獎的一貫評獎標準。

　　如果你研究一下歷屆諾獎作家的共同點，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絕大多數都非常關注歷史和社會問題。例如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帕特里克?莫迪亞諾、萊辛、奈保爾等——而另外有一些優(yōu)秀的作家，例如弗吉尼亞?伍爾芙、詹姆斯?喬伊斯、納博科夫、卡爾維諾等，他們更多地關注個人意識和小說手法，但沒有獲獎。石黑一雄的作品主題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對軍國主義的反思、后殖民時代的帝國命運、全球化進程中的區(qū)域隔閡以及文化沖突等重大主題，因此他受諾獎青睞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第二，是他倡導的“國際化寫作”順應了當前國際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趨勢。

　　石黑一雄出生于日本，六歲隨家人去到英國，移民的經歷使他具有國際化的視野和開放的文化生存直覺，為他后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奠定了先天的通約性語感。他認為作家應該容納不同的文化背景，反映國際性主題，做“國際性的作家”。他指出作家不能制造文化藩籬和語言障礙，例如不能通過再現(xiàn)衣服的品牌或商品來表現(xiàn)人物性格，也不要使用某種特定語言中的雙關語，因為這種信息只對少數人有價值，而且無法被順利地翻譯和傳達到別的語言之中。由于他的小說遵循這樣的“國際化寫作”原則，讀者在閱讀他的作品時不會因為種族、國家或文化的差異而產生理解上的困難，同時讀者還會在他的引導和啟發(fā)之下，對具有全球性的問題進行關注和反思，因而吸引了眾多粉絲。

　　第三，是他不斷突破文學類型的邊界，具有十足的創(chuàng)新精神。

　　石黑一雄善于塑造人物的性格和語言，營造小說的場景和氛圍，讀來令人耳目一新。同時，他不因功自喜、安于小成，而是勇于創(chuàng)新，不斷嘗試新的體裁和主題。他早期的小說《遠山淡影》和《浮世畫家》以日本為背景，在英國文壇大獲成功，被看成日本文化的代言人?？伤谌啃≌f《長日留痕》馬上轉向了英國，塑造了充滿維多利亞氣質的主人公。正當人們驚嘆于他對英國社會風俗畫般的細致描寫時，他筆鋒一轉，開始創(chuàng)作具有超現(xiàn)實主義色彩的《無法安慰》。第五部小說《上海孤兒》則以探案為線索，將視野投向上海和英國的歷史。第六部小說《別讓我走》借助生物科技題材，構建了一個懸浮在歷史時空中的反烏托邦空間。最新的一部《被埋葬的巨人》更是大膽地采用了奇幻小說的題材。石黑一雄曾說：“我感到文學類型的邊界正在崩潰，無論是對于讀者還是作者。”于是在這部新作中，亞瑟王、梅林、精靈和食人獸等紛紛登場，一個仿古的冒險故事被演繹成了一則深刻的現(xiàn)代政治寓言。石黑一雄不斷挑戰(zhàn)自我，對世界、對人性、對文學進行不懈探索，使得他的作品戛然自異，散發(fā)著迷人的魅力。

　　這樣一位有著獨特的文化因子、強烈的寫作使命、天才的寫作靈感和勤奮的創(chuàng)作習慣的作家，他此次獲獎，可謂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澎湃新聞：您的論文和專著都頻繁地提到石黑一雄的創(chuàng)傷敘事，為何選擇這一主題？

　　梅麗：人類在近一百年里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危機。世界大戰(zhàn)、種族沖突、宗教戰(zhàn)爭、恐怖襲擊等等，讓人們在遭遇創(chuàng)傷的同時，也對人類的未來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焦慮和恐慌。應該如何理解和應對危機時代的創(chuàng)傷,成為具有緊迫性和普遍性的議題，這也是許多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學作品探討的主題。

　　石黑一雄就是一位直面和書寫歷史創(chuàng)傷的大師，他的小說主人公們大多被卷進戰(zhàn)爭、災難或政治事件中，體驗著價值歸屬的焦慮，承受著迷失自我的風險。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幅幅滿目瘡痍的心靈圖景:盡管災難都已經過去，但蒙蔽在歷史塵埃之下的哀痛和錯誤，無法通過自欺欺人去抹除。石黑一雄正是通過這些人物的創(chuàng)傷，呈現(xiàn)了20世紀人類在戰(zhàn)爭、殖民、極權和各種災難之下普遍的傷痕記憶。

　　荒誕的時代、扭曲的人性、殘酷的歷史、飄搖的未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從1990年代開始，創(chuàng)傷理論作為當代重要的知識話語和公共政治話語，成為西方文論中的一枝新秀，得以蓬勃發(fā)展，它對創(chuàng)傷的現(xiàn)代性暴力進行強烈的批判和揭示，同時對創(chuàng)傷敘事進行全新的思考。利用西方創(chuàng)傷理論的前沿性成果來分析石黑一雄，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創(chuàng)作動機和寫作特點，這也正是我開展關于他的研究課題的初衷。

　　舉個例子來說，在創(chuàng)傷理論的視野中，人們不再僅僅依靠大屠殺中的證人證詞，或者幸存者書寫的回憶錄，簡單粗暴地給甲方或者乙方貼上罪惡的標簽。因為根據新興的創(chuàng)傷理論，創(chuàng)傷作為一種超越人類慣常經驗的特殊事件，是否可以被充分言說，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創(chuàng)傷性的經歷由誰來說，怎么說，是否具有可信度，都已經成為創(chuàng)傷敘事的考量因素。在石黑一雄的小說里，主人公們反復地走回記憶深處，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表述，到后頭來連自己都無法確定什么是真正的事實。在事實和虛構之間的巨大裂隙里，彌漫著價值失落的迷霧。

　　再舉一例來說，創(chuàng)傷理論強調受害者主體的界定問題，到底什么樣的人是創(chuàng)傷事件的受害者？對這個問題進行探索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讓人們意識到，決不能僅僅依據歷史教科中的陣營劃分，向施暴者吐唾沫，向受害者獻花圈。因為在歷史的進程中，個人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往往被集體主義的強光所淹沒,當像《浮世畫家》中的小野那樣的施暴者們，在其個人生命被集體主義的使命所裹挾、威脅、剝奪，從而犯下愚蠢的罪行時，他們又何嘗不是被時代巨輪碾壓的受害者。在施暴與受害的輪番對峙中，隱藏著道德消長的潛流。

　　鑒于石黑一雄的作品主題和細節(jié)都相當貼近創(chuàng)傷敘事的研究范疇，可以說他的作品是理解創(chuàng)傷敘事的最佳文本，而創(chuàng)傷敘事理論，又為理解他的作品提供了恰當的分析范式。因此，從創(chuàng)傷敘事這一角度去挖掘他的作品深意，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研究路徑。

　　澎湃新聞：您覺得石黑一雄的敘事有什么樣的特點？與他的成長經歷又有什么樣的關系？他對戰(zhàn)爭和歷史創(chuàng)傷的態(tài)度是怎樣的？

　　梅麗：石黑一雄的小說擅長于從創(chuàng)傷回憶的視角，重構在歷史話語中“被忘卻的記憶”。他認為“每段私人關系和社會關系中，總有黑暗的、不為人知的記憶，在當時被刻意隱瞞或埋藏，但何時回憶、是不是該回憶，這是重點所在。”他關注普通人在歷史事件中所遭遇的痛苦，通過個體的不可靠敘事來影射歷史，檢視歷史發(fā)展與個人命運之間的矛盾。他的小說主人公們往往運用各種心理防御機制,去阻止痛苦記憶的再現(xiàn),或者去壓抑難以直面的欲望,從而減輕內心遭受的折磨。石黑一雄的小說沒有曲折多樣的情節(jié)和細致入微的動作描寫,并不依賴戲劇化的高潮去推動故事發(fā)展,而是追求一種節(jié)制的敘述表面之下的復雜心理與深沉情感。

　　這種寫作方式，與他的移民經歷有很大關系。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訪時坦言,背井離鄉(xiāng)的經歷和被放逐感促使他走上寫作的道路。在兒時和爺爺分離、遺忘母語、喪失本來的身份，以及在異鄉(xiāng)被邊緣化的痛苦經歷,促使他用創(chuàng)作來彌合自己心靈上的傷痛。此外，盡管石黑一雄深受西方文學傳統(tǒng)的影響，但日本傳統(tǒng)文化中的庶民劇也讓他深受啟發(fā)：那就要排除任何過于夸張的、戲劇性的東西,保留下每日平凡的生活體驗。石黑一雄并不希望通過絢麗的細節(jié)和夸張的情節(jié)去迎合觀眾的期待和減少文化上的生疏感。他要對人性展開最深入的洞察，他所希望的就是：故事不管發(fā)生在哪里，人都被看作是同樣的人。

　　石黑一雄認為戰(zhàn)爭已經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結構和個人生活,以至于個體無論生活在本國還是外國，都一樣會感到不安。因此，他在創(chuàng)造小說角色時采用了多變的手法和分散的記憶視點，讓每個敘述者都逐漸融入所處的環(huán)境中，在兩種或多種文化的交匯處,去思考個人在社會進程中的價值。

　　事實上，歷史的創(chuàng)傷不會永遠在場,人們無法擁有了解歷史真相的時空機器或者時空隧道,因而任何的歷史書寫都只能是對歷史事件的想象性增補和替換，甚至是僭越和篡改。文本所展現(xiàn)的史實，對于今人而言,其意義遠不如缺席的那一部分。石黑一雄正是以文學特有的方式，對人們所遭受的創(chuàng)傷歷史不斷地進行著增補，在小說所呈現(xiàn)的留白、壓抑與矛盾的裂縫里，無限地趨向對歷史和人類情感的真實認知。

　　澎湃新聞：能否就《浮世畫家》（1986）、《上海孤兒》（2000）和《長日留痕》這幾部代表作具體談談石黑一雄的敘事？

　　梅麗：我選擇比較突出的兩點來談。

　　第一，是他作品中的敘事空間具有多元性。

　　石黑一雄本人十分抵觸評論家們將他和拉什迪和奈保爾等后殖民作家歸為一類。與那些作家提出意識形態(tài)上的訴求以及質疑英國中心地位的立場不一樣的是，石黑一雄對帝國主義并未采取一種直接對抗的態(tài)度。在英國和日本之間，石黑一雄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上，從而中立地看待日本和英國這對“二戰(zhàn)”中的競爭對手，客觀地觀察它們如何應對傳統(tǒng)價值觀的急劇腐蝕以及戰(zhàn)后美國不斷崛起的霸權地位。

　　《浮世畫家》中的小野，因在“二戰(zhàn)”期間對日本軍國主義效力，在戰(zhàn)后陷入無法擺脫的恥辱；而與此同時，社會結構的日新月異和美國文化無處不在的影響，又使他對戰(zhàn)前日本徒增懷念。

　　《長日留痕》則是從一名年邁的英國管家的視角來描寫大英帝國的衰亡,展現(xiàn)了達林頓宅邸的所有權從英國貴族轉移到美國商人手中的過程，其暗喻的色彩十分明顯。主人公史蒂文斯一方面沉湎于對達林頓府的輝煌往昔的回憶，一方面又極力迎合美國主人的品味。

　　而將背景設置于英國和中國兩地的《上海孤兒》展現(xiàn)的是“二戰(zhàn)”前后英、中兩國的政治和商業(yè)糾葛。英國探員克里斯多夫?班克斯在支離破碎的回憶中意識到,曾經品質高尚的塞西爾先生和菲利浦叔叔在他們的政治抱負和宗教因素的雙重捆綁之下，既是犯罪者，也是受害者。

　　從以上幾例可以看出，石黑一雄的小說展現(xiàn)了復雜的文化斡旋，它們既不以帝國主義本身為核心,也并未譴責任何一個具體的帝國主義國家，他關注的重點是普通平民在戰(zhàn)爭浩劫中承受的痛苦。他的小說都從個體視角出發(fā)，在那些令人不安且充滿失落和遺憾的回憶中,展現(xiàn)戰(zhàn)爭重塑個人生活和國際政治格局的過程。

　　第二點，是無國界的國際化寫作風格。

　　有人曾問石黑一雄，你是日本作家還是英國作家。他回答說，我是國際作家。他致力創(chuàng)作國際化小說，使其“包含世界上各種不同古文化背景的人們都具有重要意義的生活景象”，展現(xiàn)國際讀者所真正關心的問題。

　　石黑一雄在作品中刻意模糊了移民的主題，不像其他移民作家那樣習慣在作品中前置自傳性的細節(jié)，也不像他們那樣利用他們自身或父母在異鄉(xiāng)遭遇的價值觀崩潰等作為主題。石黑一雄的獨特之處，是展現(xiàn)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反思，將自己的移民經歷和思鄉(xiāng)之情與角色的故事天衣無縫地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了身份各異的敘述者。

　　在早期的《浮世畫家》中,石黑一雄只是將日本作為展現(xiàn)戰(zhàn)爭對社會造成破壞的一個歷史背景，一個只有最低限度地域特征的隱喻性的日本，并且最大程度地弱化了地名的精確表述,無論在哪里,都只是簡單地稱之為“那座城市”?！堕L日留痕》《無法慰藉》和《上海孤兒》的背景分別設置于英國、歐洲、中國/英國。這表明除了他家鄉(xiāng)原子彈爆炸事件，石黑一雄也關注其他國家和社會的戰(zhàn)后調整。他探討了人類共同關注的主題，并創(chuàng)造了來自多元文化背景的各種角色。

　　澎湃新聞：石黑一雄最近的一部作品《被埋葬的巨人》（2015）出版以后引起一些爭議，不少人評價為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您怎么看？

　　梅麗：石黑一雄曾提到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靈感源于14世紀傳奇詩歌《高文騎士與綠衣騎士》，同時與12世紀編年史家杰弗里撰寫的《不列顛諸王史》等亞瑟王傳奇構成互文。這部小說以戲仿手法顛覆了英國文學經典作品中的亞瑟王及其圓桌騎士的固有形象，暗含著歷史真相的懸置和對以大英帝國為代表的權威歷史話語的解構。

　　由于小說涉及對英國古典文學的多重互文，對現(xiàn)實世界的多重隱喻，以及多聲部的復調敘事，對讀者的知識預設較高，閱讀難度較大。也許這部小說身上承載了太多的歷史和政治信息，例如對英國文明源頭的追溯和對英國民族身份的重構，對東歐的民族沖突和盧旺達大屠殺的影射，對歷史、集體記憶和創(chuàng)傷之間的關系的探討，都是極其宏大的主題，而石黑一雄力圖拓展寫作類型和推進寫作技巧的野心也使得小說敘事稍顯堆砌，在一定程度上損失了閱讀的魅力，成為了“觀念”的容器。

　　澎湃新聞：能否談談石黑一雄小說與音樂的關系？

　　梅麗：石黑一雄是一位在音樂與文學之間搭建橋梁的實踐者。他從小熱愛音樂，喜歡彈奏樂器，在大學畢業(yè)時的理想是當一位音樂家。他在小說中塑造了諸多音樂家形象，在多部作品中均有大量音樂方面的描寫，小說結構也暗合某些音樂作品的形式和強烈的音樂元素，大大擴展了小說在主題、結構和象征方面的內涵。

　　音樂與小說的融合，是現(xiàn)代小說的形式得以革新、藝術性得以拓展的一種重要的催化劑。石黑一雄小說中的“音樂化”書寫，使我們得以從全新的角度去洞見他筆下所呈現(xiàn)的生存的壓力、文化的沖突、價值的失落和心靈的困境。對于讀者來說，當小說中音樂的意象和音樂的指涉被捕捉和理解之際，正是文本的另一扇窗戶被打開之時，由此所能窺見的風景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喜。

　　澎湃新聞：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以后，可以想見會有更多讀者對石黑一雄產生興趣。您會著力推薦他的哪一部作品嗎？

　　梅麗：我個人最喜歡的一部是《長日留痕》，它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經典。

　　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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