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傳》英譯本第一卷將面世，這是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據(jù)悉，英文版《射雕》（以下簡稱《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倚天屠龍記》）將以三部、九卷的形式陸續(xù)出版，這不得不說也是中國當代文學譯介的一件大事。當然，金庸小說英譯本，早已有之，數(shù)年前，《書劍恩仇錄》《鹿鼎記》《雪山飛狐》分別由牛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但印數(shù)有限，主要供學者研究之用。此次《射雕》英譯，則是面向普通大眾，且將三部連出，出版方更將其描述成“中國的《指環(huán)王》”，其雄心可見一斑。
《射雕》與《指環(huán)王》的確頗多可比之處：場面宏大、人物眾多、奇思妙想，有貪心、有雄心、有善念、有邪惡、有愛情、有友情……細細比較，武俠《射雕》與奇幻《指環(huán)王》，又有著截然不同的內(nèi)核。
俠，在英文中常譯作“swordsman”（劍客），武俠小說則被稱作“cloakanddaggernovels”（斗篷與匕首小說）。清末著名武俠小說《七俠五義》，英文譯作SevenHeroesandFiveGallant（七位英雄與五位勇士），書中的俠義之士，被稱作“chivalrousheroes”（有騎士風度的英雄）或“gallantheroes”（勇敢的英雄）。今天的英語世界，雖已接受“Wuxia”這個名詞，但，這個許多西方人永遠無法讀對的詞，含義仍然模糊；顯然，“有關(guān)武術(shù)的一種小說”，或者“有關(guān)武術(shù)和騎士風度的一種小說”這樣的解釋是不能抓住其內(nèi)核的。
中國人有“俠”情，且認為“俠”可以超越文化邊界。西方文化中亞瑟王的圓桌騎士、羅賓漢式的綠林英雄，以及風靡當下的銀幕上的超級英雄，在我國都有“俠”緣。西方文學、影視作品，傳入我國后亦常被冠以“俠”的稱號——《三個火槍手》變成《俠隱記》，《巴黎圣母院》變成《鐘樓駝俠》，《彼得·潘》變成《小飛俠》……
臺灣導演楊德昌經(jīng)典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少年幫派大哥Honey說過一段有趣的臺詞：“我在臺南，無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幾十本武俠小說，后來，我叫他們幫我去租最厚的武俠小說來看……《戰(zhàn)爭與和平》。其他的武俠書名都不記得。只記得這一本。”連托爾斯泰的著作，都被歸入“武俠”，且在“江湖大哥”看來是最好的武俠，可見“俠”的覆蓋面之廣闊。
借著金大俠的巨著進入英語國家大眾閱讀者視野之際，我們不妨說一說到底什么是武俠。
俠不是騎士，他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騎士，還是武士，都是某種權(quán)威——往往是封建領主——給予的一種身份。而俠，非身份，亦非職業(yè)。俠，其實是一種態(tài)度、一種行事方式。
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說，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實太過理想主義。在筆者看來，俠不見得真有如此偉大，反倒是韓非子的話更為直接，“俠以武犯禁”。俠，是一種無視“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壞，這種“無視”也自然是雙刃劍，是一種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據(jù)《說文解字》，“俠”字部，“立氣齊、作威福、結(jié)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quán)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甹”與“俜”同，有“輕財”之義，財可俜，命亦可俜，輕財輕命之人，多孤單、潦倒，故有“伶俜”一詞。憑一己之力，輕財輕命，自斷是非者，謂之“豪俠”。
俠講究的是快意恩仇、豪放不羈。這種豪放，既可以如李白《俠客行》中所吟詠的，“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亦可以如《笑傲江湖》所描繪的，不貪高位，不懼追殺、不戀親情，只愿與知己合奏一曲《廣陵散》；更可以如英國畫家威廉·布萊克那樣以一介老叟之軀對抗蠻橫挑釁的大兵——據(jù)記載，他竟然將大兵推推搡搡一直趕到對方兵營；后來布萊克還被大兵起訴，上了法庭。
俠講究的是快刀斬亂麻式的爽快。蕭伯納戲劇《圣女貞德》中，面對“職業(yè)軍人”們各種掣肘、推諉、躊躇，貞德不屑地一揮手，長矛指處，就是勝利。王家衛(wèi)電影《東邪西毒》中，洪七收了貧女一個雞蛋后，沖入王府殺了一眾刀客，為貧女的弟弟報了仇，自己則在交戰(zhàn)中被削掉一個手指。歐陽鋒問洪七，“為了一個雞蛋，失去一個手指，值得嗎？”洪七說，“不值得，但我覺得痛快！”歐陽鋒是收人錢財，替人解決煩惱，他不是“俠”，他只是個會武功的商人。洪七是俠，他做事的原則不是“付出與回報是否對等”，而是，做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記·刺客列傳》中所載諸人，不論如何英勇、忠義，都算不得“俠”，因為他們把做事看作一種工作，工作，講究的是按勞取酬，不管是修腳還是殺人。雖勇猛如聶政，忠義如豫讓，慷慨如荊軻，依然稱不得“俠”。
俠講究的是一份擔當?！妒勒f新語》“德行第一”中有個著名的王朗與華歆乘船的故事。二人乘船，岸邊有人求搭船，王朗欲行個方便，而華歆先是拒絕，后依從王朗，讓此人登船。后追兵乘船至，王朗欲迫使此人棄船，而華歆則堅持要載此人渡過河去——不收留對方，是恐怕沒有能力收留；一旦收留了，就不能再中途放棄。這就是擔當，也是俠義精神的重要體現(xiàn)。在徐克電影《七劍》中，被清兵追殺，身受重傷的傅青主，對無助的村民們說，“上天山，找?guī)褪郑?rdquo;為什么天山上的劍客要幫助素不相識的傅青主和村民們？因為他們是有擔當?shù)膫b。電影《佐羅》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總督之職并化身蒙面?zhèn)b佐羅行俠仗義，解救被欺壓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種擔當。
約翰·多恩曾寫下那段著名的文字，“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整體的一部分……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為你而鳴。”在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中，美國人羅伯特·喬丹原本是西班牙語教師，但卻放棄教職，與許多同他一樣的熱血青年一起，趕往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戰(zhàn)爭，最后把一腔熱血灑在這片與他“并不相干”的土地上。其實，哪有什么是“不相干”的呢？“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這就是擔當吧。
《道德經(jīng)》有云，“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補有余”。俠客所做，雖常不合禮法，卻也常有“替天行道”的味道。太史公說，俠之行事往往“不軌于正義”，意即，“不合于道德法律準則”；然而，一般認知中，“俠義”兩字，連接得又最為自然。蓋俠之行事，固不以“道德法律”為準繩，卻有自己的一番“義理”：小到遵守一句承諾，大到解救天下蒼生。羅賓漢這樣劫富濟貧的英雄自不必說，有時候就連“文弱書生”也可以扮一下豪俠。前文“江湖大哥”提到的《戰(zhàn)爭與和平》中的皮埃爾，原本是個被俗事、婚姻、書本和宴會催肥了的“無用書生”，但是拿破侖大軍壓境，莫斯科的有錢人、有權(quán)人以及有力之人都跑了，他卻要單槍匹馬去刺殺“暴君”拿破侖。且不論其成功之可能性多么微乎其微，其解救“黎民蒼生”的這個舉動，便夠得上豪俠了。
俠，其實很少存在于武俠小說所熱衷描繪的江湖門派中，因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組織”，而不是“豪俠”的聚集地。“千秋萬代，一統(tǒng)江湖”，與其說是武俠的宏愿，倒不如說是野心家的夢想。如果說《鹿鼎記》《書劍恩仇錄》中的幫會還有個“反清復明”的宏大目標，則《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門派的紛爭，則更是把“江湖”這個會黨互相傾軋的修羅場，揭露得淋漓盡致了。這時，武俠小說其實等同于黑幫小說。反過來，黑幫小說，比如《教父》，若是變一變場景，也就成了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雖妙，但其對大眾的影響力顯然還是不敵武俠片。而說到近年來有世界影響的武俠片，則不得不提《臥虎藏龍》與《黑客帝國》。特別是后者，讓人們看到一部沒有“斗篷與匕首”，甚至少有中國面孔的電影，仍然可以那么“武俠”：一群身懷絕技的黑客，把“犯禁”做到極致，挑戰(zhàn)了所有人類認知的真實性，挑戰(zhàn)了所有權(quán)威，甚至挑戰(zhàn)了“俠”的自我——影片以終極高手尼奧的自我毀滅，來達到敵我雙方矛盾的暫時解決。
中國武俠小說隨著“金、古、梁”三位大家或封筆，或離世，而漸趨銷聲匿跡；更為可惜的是，近年來，中國武俠片勢頭亦漸弱。西方之俠，卻風頭正勁，蝙蝠俠、蜘蛛俠、鋼鐵俠、閃電俠、神奇女俠……一眾奇?zhèn)b不僅在各自電影中大顯神通，更時不時地聯(lián)合作戰(zhàn)，《復仇者聯(lián)盟》《正義聯(lián)盟》，等等，讓觀眾應接不暇。
其實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文學藝術(shù)作品中的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們。他們是正義的化身，他們代表著善良，勇敢，不畏強權(quán)，不慕金錢，他們有著常人所沒有的本領、勇氣和責任感。他們能為人們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難之中。他們身上，寄托著人們善永遠打敗惡、正義永遠主宰世界的希望。在電影《猛龍過江》的結(jié)尾，胖子看著遠去的唐龍說道，“在這個有槍有炮的世界，唐龍走到哪里，都需要福星高照。”，我們也祝愿文學藝術(shù)作品中那群飛檐走壁、裂石開碑的俠客們，能“戰(zhàn)斗”得更長久些吧。（王偉濱）
轉(zhuǎn)自：新華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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