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書法的儒學精神

　　作為中國書法史的高峰，魏晉書法所彰顯出的風度和氣象是后世始終都無法超越的，它溫文爾雅、貴和持中、風流蘊藉、瀟灑飄逸，為歷代書家所矚目。這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儒學精神。儒學精神的存在使魏晉書法能始終保持中和唯美的發(fā)展狀態(tài)，并與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核和中國人的審美心理相契合，最終成為中國書法的典范。

　　一

　　《論語·述而》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藝術與道、德、仁相輔相成。但這之后發(fā)生了變化，藝的地位日趨下降，到西漢《禮記·樂記》就變成“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了，書法也由此而被視為“小道”“末技”。所以，當漢末書法發(fā)展出現(xiàn)第一次自覺時，士子們拋卻儒家典籍而瘋狂研習草書的行為，立即遭到謹守禮法的儒士們的嚴厲批判，東漢辭賦家趙壹的《非草書》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產生的。趙壹認為：“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xiāng)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正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于政，而拙無損于治。”趙壹的指斥顯然是從儒家“弘道興世”的角度出發(fā)，認為癡迷于草書會使人“背經而趨俗”，因此必須予以遏制。他的批判雖然是對當時書法發(fā)展潮流的否定，但卻在不經意間將書法導入正軌，即書法的發(fā)展必須建立在儒家道德禮法的基礎之上。漢末名氣最大的書法家是蔡邕，他以古樸和典雅的篆書、隸書見長，其主持刻立的熹平石經，刊刻《魯詩》《尚書》《周易》《春秋》《公羊傳》《儀禮》和《論語》等七部儒家經典。石經刻成后，“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梢?，蔡邕是因為精通篆隸和刊刻儒家經典而受到世人推崇的，他的書法是建立在儒學精神的光環(huán)之下的。與他同時代的草書名家張芝家學淵源，其父張奐為著名儒生，曾師從經學大師朱寵研習《歐陽尚書》，并將《牟氏章句》從四十五萬言減為九萬言。張奐因為黨錮之禍被免官，回歸弘農后閉門不出，教授弟子千人，講誦儒家經典，著《尚書記難》三十余萬字。張芝一生未仕，長期跟隨父親左右，自然受到父親經學思想的影響，《后漢書·張奐傳》注引王愔《文志》云：“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可見，張芝也是當時的名儒，其思想必定影響書法。從保存在《淳化閣帖》中的張芝草書《冠軍帖》《終年帖》等作品來看，其用筆自然靈動，瀟灑飄逸，“如行云流水，拔茅連茹”，甚是精彩。但是，從中也可看出其草書線條張弛有度、收放自如，筆勢的活潑與線條的柔美和結體的厚重并存，充分彰顯出儒學精神對其書法的影響。張芝由此而成為漢末曹魏時期唯一的草書大家，與其同時代或略晚的幾位書法家鐘繇、邯鄲淳、衛(wèi)覬、韋誕和胡昭等都不擅長草書?？梢?，此時的儒家思想雖已出現(xiàn)式微和裂變，但儒學精神對書法仍有較大影響，這一時期有較大發(fā)展的書法字體是楷書和行書，這兩種字體符合儒家中和的精神氣象，因此受到士子的青睞。

　　趙壹的《非草書》對處于起步狀態(tài)的草書做了很好的規(guī)整，并把書法納入儒家的思想體系之內，使書法的發(fā)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礎，為魏晉書法高峰時代的到來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條件。

　　二

　　魏晉時期是世家大族在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時期，而儒學精神則借助世族這一社會載體發(fā)揮作用。自兩漢開始形成的經學傳統(tǒng)對于如瑯琊王氏、東海王氏、龍亢桓氏等家族的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魏晉時期的一些新興家族也大多是漢代儒生之后，如潁川鐘氏、河東衛(wèi)氏、潁川庾氏等。鐘皓、衛(wèi)暠、庾乘等雖然不愿出仕，但無一例外都是當時著名的儒生，并因為精通儒學而對士林產生較大影響。魏晉時期，這些家族的發(fā)展和繁榮都是在以儒學精神為核心的文化體系中展開，即使后來天下大亂家族遷移，這些有著優(yōu)良儒學傳統(tǒng)的家族也始終沒有拋棄禮法。西晉永嘉年間，北方士族在戰(zhàn)亂中攜帶儒家典籍遷往江南，使儒學精神不至于被遺棄和毀滅，此如劉知幾所言：“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xiāng)，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guī)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儒學精神的存在也保證了這些家族在發(fā)展中即使受到玄學、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響仍不改初衷，依然圍繞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而不斷發(fā)展。如曹魏正始年間開始出現(xiàn)玄學之風，清談和風度一時成為士人的話題，但對于國家政治和士族門第來說，儒學的作用從來都沒有被忽略，“蓋時人所采于道家言者，旨在求處世。而循守儒術，則重在全家保門第”。

　　魏晉時期，世族門第成為儒學和書法傳承發(fā)展的共同載體，書法的發(fā)展處處彰顯儒學精神。書法在各家族中沒有成為純粹的藝術，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屬性，并按照家族儒學精神的引導向前發(fā)展。漢魏之際最有名氣的書法文化家族是潁川鐘氏，這個家族是非常典型的儒學世家。鐘繇祖父鐘皓是漢末大儒，被清議領袖李膺稱為“至德可師”。鐘繇繼承祖上“世善刑律”的思想，曾出任大理寺卿、廷尉等職，圍繞恢復肉刑多次上書朝廷，其刑律思想開始出現(xiàn)儒學化傾向。在書法上，鐘繇對當時新出現(xiàn)的楷書進行了規(guī)整，他將隸書的草化、扁平、波磔等問題進行了合理化處理，使書法向著方正典雅的方向發(fā)展，這非常符合儒家中和的美學思想，即書法藝術也應做到“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從心所欲不逾矩”。所以，鐘繇擅長的字體是楷書、隸書和行書，對于新興的草書他是不接受的。中國書法史上最負盛名的書法家是王羲之，他創(chuàng)造了中國書法的高峰和典范?，樼鹜跏霞易遒囈粤⑸淼母臼亲晕鳚h王吉以來的儒學精神，到西晉時，王祥以臨終遺命的形式確立了家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這一家訓對儒家文化的精髓作了深刻挖掘，成為瑯琊王氏的家風。王羲之謹守這一家風，其言行舉止不斷彰顯出儒學精神，如他與謝安共登冶城時竭力批判“虛談廢物、浮文妨要”；其為官主張“政以道勝寬和為本”，提出一系列省刑罰、薄賦稅、減輕勞役的主張；任會稽內史時，曾實行禁止釀酒節(jié)約糧食的措施；對于朝廷的北伐大計他也能提出合理化建議，表現(xiàn)出強烈的參與意識和高瞻遠矚的戰(zhàn)略眼光。正是因為有這種建功立業(yè)、濟世安民的儒家思想，王羲之的書法才能既表現(xiàn)出強烈的進取精神，同時又能自覺對情感的抒發(fā)和表達有所抑制，努力向著“思處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guī)自遠”的中和氣象發(fā)展。所以，王羲之書法的主體是行書和楷書，偶爾出現(xiàn)一些行草書，其表現(xiàn)和張揚也都有一定的韌性，不是放手流便、一任縱橫。在王羲之身上，書法與儒家文化完美地融為一體，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響，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縱情揮灑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所以，王羲之的書法才能表現(xiàn)出從容不迫的圣人風范，被李世民評價為“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東晉時代的草書比漢末草書在表現(xiàn)力上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出現(xiàn)了王羲之、王獻之、庾翼、郗愔等草書家，但是，這不是東晉書法的主流，也不是魏晉書法的高峰，其原因仍是儒學精神的存在和影響?；蛘呖梢赃@樣說，草書除了出現(xiàn)之初因為不受儒學精神的限制而曾經恣肆和張揚過，在后世書法史上，草書從來都沒有突破儒學精神的束縛而進入無拘無束逍遙自在的境地，它始終堅守在一定的禮法范疇內。這符合草書符號化的書寫特質，與中國人的文化心理非常吻合，因此才能傳承和發(fā)展兩千年而長盛不衰。

　　儒學精神與書法藝術的融合成為魏晉世族文化的典型特征，儒學精神在這種融合中是主流，書法受其影響和引導。正是因為儒學精神的存在，魏晉書法才具有了一系列優(yōu)秀的文化品格，并為后世書家尊崇和膜拜。從這個意義上講，魏晉書法對于儒學精神的吸收和借鑒正可成為中國書法在后世發(fā)展的典范。 （作者：呂文明　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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