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鄧之誠先生的書緣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冬暉    時間：2017-09-03




       說起民國的史學大師，可能大多數(shù)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二陳、顧頡剛、呂思勉等諸位先生，鄧之誠在目前的知名度就沒那么高?？晌易钕戎赖?，正好就是這位鄧先生。
 
       大概在1989年左右，我正是個小縣城的初中生。我們那里風氣閉塞，新華書店剛剛實行開架銷售，可以隨意翻看，比以前方便多了。有時幾個愛看書的同學會結伴到縣城的新華書店去看看書，主要是選購習題集，順便也看看各種雜書，畢竟十來歲的孩子好奇心簡直是無窮的。有一天正在瀏覽書架，忽然發(fā)現(xiàn)一部排列整齊的大部頭，名曰《中華二千年史》。拿下來翻翻，繁體豎版，大段大段地引用古籍原文，一個初中生基本上是看不懂的，但卻從此記住了作者名字，朦朦朧朧覺得，能寫出這樣艱深的歷史書的，肯定是個大學者，但后來幾年再沒看到有關鄧之誠的其他書籍資料。后來上了大學，讀書漸多，才慢慢開始了解鄧之誠先生的生平和他的作品。
 
       鄧之誠生于1887年，正是清末的歷史大變動時期。反映在思想學術界，就是“新派”和傳統(tǒng)“老派”共存的局面。比鄧先生略長幾歲的余嘉錫、楊樹達，可算是傳統(tǒng)味比較濃的老派學者，略年輕一點的胡適和郭沫若等人，就都帶有濃厚的新派學術風格了。鄧先生自己也算是家學淵源的老派人物。他的叔曾祖是曾任閩浙總督和兩廣總督等要職的鄧廷禎，鄧廷禎的詩文也都有很高造詣，為世所稱。鄧之誠幼承庭訓，打下了堅實的文史基礎，后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于云南兩級師范學堂，曾任教昆明一中，后又擔任《滇報》主筆。辛亥革命時期，鄧先生積極奔走革命，并發(fā)表了多篇鼓吹革命的文章，影響很大，后來又參加護法運動。這個時期的鄧之誠，是一個熱血青年，積極行動的革命者。
 
       然而學者畢竟還是學者，革命的熱情過后，鄧先生回歸學界，被慧眼識人的蔡元培聘請到北大任教，從此開始了他四十多年的大學教授生活。在當年萬物趨新的大環(huán)境下，鄧之誠堅守著自己的學術理念，做著傳統(tǒng)的“舊學問”，也正因如此，他在北大和燕大任教期間，思想學術觀念與新文化一派學者格格不入，常在課堂上公開批評當時的學界大佬胡適和傅斯年，如稱二人的言論為“胡說”，“附會”，現(xiàn)在想來，實在也是甚為有趣的老輩學者性格，或許也可稱為一種特殊的“民國范兒”。
 
       我從大學時開始搜求鄧之誠的各種著作，后來竟陸續(xù)得到幾種鄧先生本人的舊藏或手稿，實在是跟鄧先生書緣不淺，分別簡介如下：
 
       按得書先后來說，第一個收獲的是鄧之誠舊藏順治刻姚文燮注本《昌谷集注》。姚氏以史證詩，雖有穿鑿處，但所說亦成一家之言，是李賀詩集的重要注本，歷來為人所重視。但是卻流傳罕見，見者甚稀。查鄧之誠先生日記，1959年8月1日記曰：“……送姚文燮昌谷集釋來，定價六元。予求之數(shù)十年，且極高價皆未得，今乃無意得之，不可謂非幸事矣！”（《鄧之誠文史札記》1171頁，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得書之喜躍然紙上。
 
       不但記入日記，此本卷一首頁還有鄧先生第二天的題跋一篇，其文曰：“姚文燮昌谷集釋四卷，行世甚稀，后來注昌谷者皆未引及。予懸高價求之數(shù)十年，不能得，今年大暑中得之，猶以為甚幸。文燮引史證詩，雖間有得失，然命意自佳，終非他人所能比併。喜而識之，后之人其寶諸。己亥六月二十有八日文如居士鄧之誠書于成府村居，時年七十有三。”后有鈐?。?ldquo;文如居士金石長壽印”。按，鄧先生1960年1月初去世，此跋是他半年前所題，用蠅頭小字，筆力不衰，實在看不出是七十多歲的老人手筆。
 
昌谷集序
 
昌谷集凡例
 
昌谷集目錄
 
昌谷集卷一有鄧先生的題跋
 
       鄧先生沒有談到的是，此書其實有前后兩刻。初刻于順治十七年，也就是鄧藏本，然后又在康熙五年重刻于建陽書院。兩本都罕見，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僅著錄了康熙本，也不過四館有藏。此順治原刻本即使不是孤本，存世也肯定極少。翻刻本除姚注以外，又增加了多家評語。而且為順治本作序時，錢澄之仍出家為僧，故序言署名衲澄之，后來的康熙本收錢澄之重刻序一篇，已改為本名，蓋澄之當時已還俗。順治本序言今錢澄之文集整理本（黃山書社版）未收，不知是否為佚文。
 
       此本十幾年前得于京城舊書肆，正巧還遇到了辛德勇先生。記憶中辛先生慧眼獨具，以廉值得康熙刻本明史稿一大摞，書雖有殘缺，也的確不多見。當年還常常在舊書店遇到他，后來他大概忙于研究和著述，就很少再逛了。
 
《蒙兀兒史記》初印本，共兩函十四冊，其中一冊有鄧之誠先生1933年的題贈曰“敬贈 孟劬先生”
 
       獲此書后不久，又在琉璃廠某書店得到一部《蒙兀兒史記》初印本。共兩函十四冊，其中一冊有鄧之誠先生1933年的題贈曰“敬贈 孟劬先生”，一開始覺得有點不大理解，這書不是鄧先生的著作，也不是什么珍貴的古本，為何要鄭重題贈呢？后來想起孟森寫過有關蒙兀兒史記的文章，回家查閱原文，果然說此書有試印本甚難得，民國時就“索值至百余金，應者無難色?；蛴胁豢蓛r售者，則百計以法書名畫以易之”（《明清史論著集刊續(xù)編》524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趕緊第二天又去琉璃廠把書買下。
 
       得書后仔細翻閱一過，發(fā)現(xiàn)這十四本雖然是完整的一部，開本和紙張全同，卻又分為十冊和四冊兩部分，區(qū)別只是書皮的顏色略有差異。四冊封面顏色較深，為鄧先生贈本，有鉛筆寫一至四；其余十冊有鉛筆寫1至10，全部十四冊都有張孟劬先生藏印。后來鄧之誠日記出版，查1933年十月三十日記曰：“孟劬送所作《骨董瑣記》題詞來，尚佳，即作復謝之，并贈蒙兀史四冊為潤筆”，這才明白了題贈的來龍去脈。
 
       最近一次所獲鄧先生的書，是他的《閉關吟》手稿。1941年日本對美國宣戰(zhàn)后，鄧先生所任教的燕京大學被日寇封閉，鄧之誠、洪業(yè)等幾位著名教授也遭逮捕，在獄中度過了近五個月。鄧先生在獄中堅強不屈，不廢吟詠。所見所聞所感皆記之以詩，共得一百余首。出獄后即手錄一冊，名之曰“閉關吟”，后于1946年排印出版。這些詩作體現(xiàn)了先生堅貞不屈的氣節(jié)，記錄下一個著名學者在日軍監(jiān)獄中的遭遇，給我們留下一段珍貴史料，可以算是一種特別的“詩史”。
 
       雖然對此書早有耳聞，也一直心向往之，但因為當年只印了二百三十冊，一直未能買到。不意2015年泰和嘉成拍賣公司征集到此書原稿及另外兩種鄧之誠詩集上拍，這實在是難得的秘笈。如此具有歷史意義的手稿，自然不能輕易放過，遂力爭而得。2015年恰好是抗戰(zhàn)勝利七十周年，得此書自有一種特殊的紀念意義。
 
《閉關吟》手稿
 
       鄧之誠先生藏書多歸中科院珍藏，外間流傳不多，能夠得到這樣幾部珍貴的舊籍，實在是大喜過望，自詫書緣不淺。鑒于這幾種書外界知者不多，尤其是昌谷集注，公私書目均未見著錄，遂做此小文介紹，也以此來紀念鄧之誠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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