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麗娟談《紅樓夢》：早期林黛玉舉止姿態(tài)更接近王熙鳳

　　歐麗娟

 

　　澎湃新聞：在學界，“紅學”一直是最熱門的顯學，每年都會有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您原來是從事唐詩研究的，是什么促使您投身如此熱門也相對比較難出成果的《紅樓夢》研究呢？

 

　　歐麗娟：我個人的學術研究之路，基本上都是兩個原則，一個就是“取法乎上”，選擇最重要、最好的作品，因為人生很短，這么短的人生里面，我們就是希望借由研究的過程深入去接觸、了解這個文化里最好的部分，所以，我即便是做唐詩研究，我也是研究杜甫詩，因為杜甫最偉大，他的藝術造詣、各方面都是最足以成為后世典范的。第二個原則就是，我不會刻意去安排怎樣的一個學習徑路，而是希望在個人的成長、自己的節(jié)奏里順其自然地把握到當時的各種機緣，這個機緣包括自己的心理成熟、當時的興趣、客觀條件。我之所以會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后才去碰觸到“紅學”就是因為這樣。當時我已經有一個穩(wěn)定的教職，有時間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重溫以前自己很愛好的書，結果《紅樓夢》一重溫就變成研究了，也是始料未及。因為那時候年齡、學問的能力、心態(tài)，都進入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再讀《紅樓夢》當然不會再是文藝少女的狀態(tài)，讀了之后就會有很多感悟，那種感悟也不再是直覺的、感性的，而是真的會看到一些內涵，不是片段的，而是可以從整體去看到一個內在架構。

 

　　我的第一篇《紅樓夢》的論文是關于“賈寶玉”這三個字的名字到底有什么意涵，寶玉這個人的復雜性跟他的姓名有關，但是要如何去詮釋，這當然不是憑感覺去說就行。而之前的研究文獻好像都沒有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解答，所以就嘗試寫了一篇這樣的論文，被接受之后我就慢慢踏上了這條路，因為《紅樓夢》是一個可以讓人不可自拔的寶藏。

 

　　當然，一開始，我還是從詩歌切入，一寫就是一整本，就是《詩論紅樓夢》，對《紅樓夢》詩詞的研究相對其他方面其實少得多，被研究的方向也往往還是落入到褒貶，比如薛寶釵的詩就一定被解釋得很不好，林黛玉的詩就被解釋得很性靈，所以我才發(fā)現，“紅學”好像表面上非常繁盛，但是很有集中化的傾向，詩詞是被關注得最少的，而我剛好用我的專業(yè)作為橋梁接近《紅樓夢》。如果我們從整個中華傳統(tǒng)的詩歌背景去看《紅樓夢》里的詩，其實是大有可談的。

 

　　澎湃新聞：您在《大觀紅樓》里，強調研究《紅樓夢》應該回到“清代貴族世家”的角度，切近那個特殊階級的視野，理解那種“富貴”，尤其是“貴”的精神性，在您看來，這種精神性是指什么？

 

　　歐麗娟：我們讀小說一看到那個富貴場面的鋪陳就會覺得是一種豪奢，坦白說，現在大家有一種仇富的心理，看到豪奢我們會覺得那是一個負面的、在物質上夸大的東西，好像跟精神、跟心靈沒有關系，但是這是我們現代人所習慣的二分法所產生的誤解，如果回到當時的階級性來講，通常“富”有一個類型是建立在貴族、世代傳承的根基上的，所以他們“富”是理所當然的，特權階級嘛，享受政治特權、經濟特權，但貴族跟一般的富人是不一樣的，西門慶的富跟《紅樓夢》就完全不同，所以《紅樓夢》在鋪陳這些好像是豪奢的“富”的場面的時候，同時在告訴你，這是單單靠“富”不能達到的一種格調和品味，是結合了“貴”的“富”。那么，“貴”是什么呢？這一點牟宗三先生的說法非常好，我在書里也有引述，所謂“貴”指的是一種精神品質，是要有一種很高的精神力量你才能維持住一種人格和氣度，才能撐得起貴族很重要的一種特質，那就是禮儀和禮教，我們用我們的說法會說是“繁文縟節(jié)”，但對他們來說那是塑造他們言語舉止優(yōu)雅合度的一種規(guī)范，這背后有非常源遠流長的原理才形成了這樣一種貴族的規(guī)范。這不是我們理解的“禮教吃人”“禮教壓抑”，這種貴族世家就會世代從內在去培養(yǎng)人一種高度的精神，里應外合，這種精神與這樣的外在禮儀是一致的，完全是個人由內而外的一種協(xié)調。這些貴族子弟從小耳濡目染、所熏習的就是一種禮教的精神，那個就是“貴”。

 

　　有一個非常好的例證就是《紅樓夢》里只要是賈家本家的少女，她們從來沒有過林黛玉前期會出現的一些舉止和言語的特色，比如一些動作，“啐了一口”，再比如，她會甩手帕，而且在這些少女中曹雪芹唯一寫到會撥弄頭發(fā)的，也只有林黛玉。這些細節(jié)往往讀者會忽略，我們從直覺來說，這很正常啊，但這些從貴族的教養(yǎng)來說是不合禮度的，是不雅的動作。林黛玉還有一個動作是“蹬著門檻子”，要知道當時的女性是穿長裙的，貴族家庭的建筑規(guī)格，門檻也很高，蹬著門檻這種姿勢是非常不雅的，最好玩的是這些林黛玉身上出現的動作、姿態(tài)、用語，最接近的其實是王熙鳳，也只有王熙鳳也有“蹬著門檻子”這樣的描寫，如果我們不要被既有的形象所限，用整體去看、有參照系來比較就會發(fā)現，林黛玉在舉止姿態(tài)方面反而比較像王熙鳳，而這也有原因的，這兩個女孩子在小說里曹雪芹是明確提到過，她們從小是被當作男兒教養(yǎng)的，這也有影響。林黛玉的率性被我們當作很有自主性、個性的表現，其實恐怕不是如此，她反而可能是對貴族女性禮儀的一種逾越。

　　《大觀紅樓》1、2

 

　　澎湃新聞：通常我們講到“寶黛愛情”都會覺得那是《紅樓夢》浪漫的核心，但是在書中您認為寶黛的愛情是“日常的”、“寫實的”、“平凡的”，不是對明清“才子佳人小說”模式的繼承而恰恰是反撥，對此，能大概跟我們解釋一下嗎？

 

　　歐麗娟：這種對“寶黛愛情”的浪漫的概念可能一部分也是來自于那個神話的設定，就是林黛玉來還淚，因為有神話的包裝之后，我們就覺得這是一個宿命式的悲劇，黛玉因為執(zhí)著于那個苦戀所以才會涌出無限的淚水，又注定是要淚盡而逝，我們就覺得很浪漫。但我覺得，這個神話其實不能用愛情來理解，這個神話是為了要解釋兩大主角的性格，它不是為了愛情而設定的，而是為了解釋林黛玉為什么有這么好哭的性格，這跟寶玉的補天石的神話是同一個功能。神瑛侍者和絳珠仙草的故事，如果沒有成見，我們會看到里面其實沒有愛情的成分，神瑛侍者是博愛，有一種慈悲，他救助了弱小，而仙草知恩圖報，她入世時跟警幻的對話、用詞全部是儒家式的，是“灌溉之德”、“甘露之惠”，是報恩。所以入世之后，曹雪芹都在寫，他們青梅竹馬，黛玉來到賈家的第一天就是跟寶玉同室而睡，一起生活，他們的相處的點點滴滴真的是飲食起坐，寶玉的關心我們現在看來是有點婆婆媽媽的，他會問黛玉你昨兒睡了多久啊，吃了多少飯啊，昨兒一夜咳嗽了幾遍啊，它不是在日常生活之外的、純感覺的表達，是融入在日常生活里的關心?？赡芤仓挥性谌粘Ｉ罾?，才能培養(yǎng)出一種深厚的、有力量的感情基礎，才能抵擋得了日常生活的瑣碎，因為日常生活是很耗損的，所以如果沒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是浪漫不下去的。

 

　　澎湃新聞：對于歷來爭訟不休的黛玉、寶釵的褒貶問題，您在書中提到，覺得讀者的好惡是由于作者對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不同造成的，黛玉寫得敞亮明晰，讀者容易懂她，與她共情，而寶釵只寫她的言行，不寫心理轉折，讀者就會比較有距離感，有防衛(wèi)心理，這個說法很有趣，您覺得這本身是不是也代表了作者對她們的情感傾向呢？

 

　　歐麗娟：首先，我們應該相信，偉大的小說家不會在塑造人物的時候去摻入自己的好惡褒貶，濟慈說，創(chuàng)造出一個淑女和創(chuàng)造出一個壞蛋具有同樣的快樂，這種對于創(chuàng)作家的認知在西方是非常成熟的。小說家是在創(chuàng)作，不是借由他筆下的人物做他的傳聲筒。這些人物也不是曹雪芹記憶中真實人物的一個個地再現，而是他所熟悉的、見識過的、甚至是一些歷史人物的影蹤，融會貫通之后形諸筆端。小說家對于他筆下的人物都是興味盎然的，去探索不同的人格特質，要呈現寶釵這樣的一類人就是要用這樣的手法，要呈現林黛玉這樣的人格特質就要用這樣里外透明的手法。寶釵是一個基本上不把自我當成第一優(yōu)先來考慮的人，所以對她來講，自我的感覺不是那么重要，她首先考慮的是大局、是環(huán)境的整體，如果塑造這樣的人，你去寫她的內心，就會很奇怪，所以對她的描繪的角度就是她怎樣去考量大局，跟環(huán)境盡量協(xié)調。

 

　　澎湃新聞：同樣地，對于寶玉出家，通常大家會覺得那是整部《紅樓夢》大敗落、大幻滅的一個悲劇性場面，但是您好像比較強調人物個人的成長，覺得那不一定是灰心絕望，反而可能是一種成熟，一種圓善，為什么這么說呢？

 

　　歐麗娟：《紅樓夢》作為一部成長小說，目前學術界算是已經接受了，我自己是因為在研究《紅樓夢》里面的啟悟、啟蒙和度脫模式的過程中，比較清楚地發(fā)現，賈寶玉是在不斷地成長中的，從文本的敘事里我們可以看到他起碼有三次的啟蒙經驗，所謂啟蒙和成長的意義是他在頓悟中感覺到精神性的飛躍，讓他對世界有了完全不一樣的認識和把握，也因此使得他跟這個世界的關系獲得了根本性的調整，足以改變自我。這種啟蒙就包括和兼美的云雨、寶釵說戲、藕官燒紙等，經過這一系列的精神飛躍，他是在慢慢達到和這個世界的協(xié)調，這樣一來，他最后的出家我們就不能當作是他對這個世界的抗拒和唾棄來理解，因為前面的每一步分明都在講達到對這個世界更全面也更周嚴的認知，讓自己跟這個世界達到一種根本性的協(xié)調。所以寶玉是一直在成長中的，他最后的出家可能不是我們原來以為的，是棄絕這個令他受傷害的世界，因為他已經逐漸和這個世界達成一致了。

 

　　澎湃新聞：說到世情小說，其中最偉大的兩部——《紅樓夢》和《金瓶梅》常常不可避免地被拿來作比較，對于這兩部作品之間的差異、包括哪部作品在世情寫作上更深刻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對此，您怎么看？

 

　　歐麗娟：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因為對人生不同的體驗，讀者可能對這兩部著作所反映的人情的曲折細膩、甚至是一種蒼涼，有不同的體會、不同的偏好。我覺得雖然因為魯迅的關系，他把《金瓶》和《紅樓》都放在“世情小說”里，所以我們覺得它們都是刻畫現實人間、人跟人的關系和互相感受、各種際遇起伏的作品，但可能是受限于當時的時代背景，所以沒有注意到兩者在階級上的重大差異，階級的差異導致世情的展現情態(tài)、方式和內涵都會有很大的不同，要看待這兩部作品的不同，階級的差異是非常關鍵的，把握到這種不同才能進入到小說里去體會不同的世情的描繪。對于這種差異，清末的評點家已經注意到了，像楊懋建說“《金瓶梅》極力摹繪市井小人，《紅樓夢》反其意而師之，極力摹繪閥閱大家”，張竹坡也注意到，西門慶上無父母，中無兄弟，下無子孫，這樣一個人是完全沒有倫理脈絡的，這跟閥閱大族就活在倫理里面、以倫理為重截然不同，所以“世情”是一個非?；\統(tǒng)、抽象的概念，如果用這樣的概念去看這兩部作品就會有非常界限模糊的地方。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澎湃新聞：您在臺大執(zhí)教，但很多普通讀者都是通過網上的公開課視頻認識您的，您怎么看待自己公開課的走紅，以及，您怎么看待大學老師和專業(yè)研究者走向網絡公開課？公開課的走紅對您的個人生活、學術工作有影響嗎？

 

　　歐麗娟：網絡公開課我覺得這大概是一個全球化的潮流所造成的現象，前些年從美國開始，他們希望教育資源能夠普及到匱乏的地方，希望精英學校的教育也能夠分享給那些資源不夠的學生，比如地處偏遠、家庭的經濟條件不足但是非常好學的學生，這個原始的出發(fā)點就非常好。在這樣一個潮流之下，我們也開始跟進，我是配合學校的這個政策，而現在這樣的結果我完全是始料未及的，但這個現象的正面意義在于，顯然真的有這么多好學的人，不分年齡的，他們很想通過專業(yè)學者來得到更精深、更不同的學問，如果學者提供的是能夠滿足他們成長和開拓自己渴望的內容的話，這個學者就會受到歡迎，而受歡迎就意味著大家因為這個課程受到啟發(fā)、引導而成長，這是一個好現象，能夠讓他們的內在心靈受益，對這個世界的一些困惑、矛盾得到解答，我覺得我?guī)椭剿麄?，我非常高興，這是我之前想象不到的。至于說影響，其實還好，因為反正我是不太上網、連手機都沒有的人，我都不參與，我從研究室來，也很樂于隨時回到研究室去。因此，我盡量不受外界的干擾。

 

　　澎湃新聞：這里還有一個關于《紅樓夢》的細節(jié)問題想請教您，就是關于薛寶琴這個人物，作者把她寫得那么好，可她并沒有出現在“金陵十二釵”的正冊、副冊、又副冊上，對此，您怎么理解？

 

　　歐麗娟：我在《大觀紅樓·次金釵卷》中有專門一章是寫她，曹雪芹為什么去寫這么一個人物？而她又不在正冊里面，以寶琴的扎實背景，她是跟薛寶釵同出一門的，而且薛寶琴家是皇商，皇商是廣州十三洋行，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行，而是領頭最有權勢的、非凡的大家族。所以她不可能放在副冊，因為副冊是香菱這樣的人物，她是已經淪落成為侍妾、婢女的，已經屬于賤籍，所以副冊不可能容納這種正規(guī)的貴族出身的少女。但她又沒有在正冊十二金釵里，這確實是一個沒有辦法解釋的問題。但是我提出的補充說明是，寶琴是在第四十九回才出現的，所以我認為曹雪芹可能有一種用意，他在告訴我們，即便正冊十二金釵是這樣個個出類拔萃、光芒萬丈，但是，人外有人，還有一個人是“兼美”，兼眾家之美，即便已經寫出來的這些金釵讓人魂縈夢牽，筆端個個引人入勝。當寶琴初來乍到的時候，作者用非常間接的方式去烘托，讓各色人等見了之后都回來驚嘆，連最客觀的探春都覺得連薛寶釵都比不上她，寶玉看到了，他也說“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所以，曹雪芹是不是在嘲諷我們，在那里擁釵擁黛，是不是“井底之蛙”呢？何必呢？連寶玉都承認寶琴壓倒這些人，連愛黛玉的寶玉也承認寶琴是超越眾人的。但這樣一來，寶琴就非常難寫，因為前面那幾個已經不同方面地登峰造極了，所以寶琴這個人物才會那么縹緲、抽象、無法具體把握，她的完美勢必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去呈現。她真的是兼眾家之長，超眾家之上，足以讓所有的金釵相形失色，就舉一點來說明，沒有一個金釵能夠像寶琴那樣走遍大江南北，只有她有這個條件，有這樣的家世背景和獨特的父教，足跡南到交趾，北到青冢。

 

　　澎湃新聞：最后，不能免俗，特別想問下，在《紅樓夢》眾多的女性角色中，您個人比較偏愛哪一位？

 

　　歐麗娟：我是一個研究者，我盡量把她們當成我了解不同人的一把鑰匙，越了解她們讓我越了解人性各式各樣不同的面向，如果就我們現在來說比較可以學習的，應該是探春，她理性、不出格，但是她能夠在范圍內盡她的努力去改革，又守正不阿。通常人們會詬病的是她對于母親的態(tài)度，其實在那個時代和階層里也是非常合理的，我們得為探春感謝宗法制度，如果沒有宗法制度，她擺脫不了那個血緣的糾纏和勒索，那很可怕，因為在中華文化傳統(tǒng)里血緣那么神圣，可是那個母親又是那么不堪，不斷地要利用血緣關系把你往下拉，變成沆瀣一氣的小人，如果你不愿意做小人，你是沒有什么辦法去杜絕的，所以要感謝宗法制度，讓她的認同可以合法擺脫掉。我們一味地抨擊古代制度是不對的，它一定是有正反兩面的，在這里，宗法制度反而弭平了身份的差異，賈環(huán)是被王夫人當作自己人一樣看待的，二十五回說得很清楚，她是讓賈環(huán)坐在她的炕上，當作自己的孩子。好的嫡母就是這樣，像顧炎武等好幾位明清大學者，你看他寫對母親的懷念，寫得孺慕之深，感恩戴德，可是那個母親都是嫡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