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完人之問與心學之問


來源:中國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信息網(wǎng)   時間:2017-11-15





  如果說近年來,我們看慣了種種心靈雞湯式的國學解讀、名人傳記,那么,酈波教授的新著《五百年來王陽明》,這部對王陽明其人其思的解說,行文雖有“親民”之淺白,內(nèi)里卻不乏“明明德”之深刻,因其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兩個終極問題:完人之問和心學之問,兩者作為核心主題統(tǒng)攝全書,使讀者帶著問題深入王陽明的人生變遷和思想發(fā)展,并以此為鏡,觀照自身。而這兩個問題,不僅指向了王陽明,也指向了儒學兩千年的根本:內(nèi)圣與外王、修身與平天下、克明俊德與協(xié)和萬邦的融貫。它不是要營造“無牽累的個人”的“小確幸”,而是要讓人在時代中、在家國天下里反省自己的內(nèi)心。
 
  究竟是天資愚鈍者更容易成為一代完人,還是天才絕頂者更容易成為一代完人?這便是作者的“完人之問”。筆者很認同書中的判斷:太聰明的人,尤其是天才,要走到圣人與完人這一步,反倒無比艱難。愚鈍者常認“死理”,認準目標便勇往直前,不會回頭也不受誘惑。聰明的人,卻往往在利益和價值上做過多的考量,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反而失去了正道。在酈教授的品評中,曾國藩這“半個完人”終究稍遜王陽明這“一個完人”,我們又或可推論,在更高的層次上,聰明的人若有所執(zhí)守,成就無疑更勝一籌。“結(jié)硬寨、打呆仗”的曾國藩,將既有的“理”發(fā)展到了極致,為人之方正不必多言;然而,自小心思活絡甚至有些叛逆的王陽明,卻能推陳出新,立心立命,成就一代宗師。
 
  王陽明的完人之問與心學之問
  《五百年來王陽明》酈波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完人之問的核心,或可在書中所載王陽明與喬宇的對話中管窺。喬宇本人正如王陽明一般,愛好廣泛,才學不凡。但后者卻為他下了斷語:“世人多巧,心茫茫然”。這不由讓人想起論語中的“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藝不可或缺,但道是根本的統(tǒng)攝。這甚至可與西方哲學中的源頭主題“知識即美德”相互參照印證——知識指向終極的理念,“意見”所涉則是紛繁的事物。王陽明給喬宇三個字:專、精、正;若能由諸藝之專精著手,或可升華為正道;這大約正是真正意義上的格物致知,是王陽明早年格竹而不得之后的大徹大悟,也與西哲所思并無二致:超越“意見”之上,才可窺見普遍性的理念。
 
  當然,對于陽明心學而言,“知”并非全部,知行合一才是成就完人的根本。酈波教授此書引人入勝之處,正在于將王陽明之德、言融于剿匪戡亂等不凡事功之中,抽絲剝繭,娓娓道來。全書反復提及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詞,大約就是“事上練”。中國傳統(tǒng)里對知行關(guān)系的討論,至此可謂大成。有意思的是,自蘇格拉底之后,西哲也分為兩派,一派偏重純粹的哲思,另一派則注重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中實踐對美德的認知——以反省內(nèi)心之《沉思錄》流傳于世的斯多亞學派哲學家、羅馬皇帝奧略留,大概就是西方“事上練”的最佳代表。
 
  陽明心學的“完人之問”,從“事上練”到“致良知”,最終在“天泉證道”之四句“徹上徹下語”中得到了解答: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酈波教授稱之為陽明心學非常關(guān)鍵的“大總結(jié)、大升華”,這并非過譽。前兩句是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合一,后兩句則是知行的合一。這四句不可不謂精煉,不可不謂深邃,不過,若說知行合一無可爭議,筆者針對前兩句仍存疑惑之處。無善無惡之世界觀,如何導出有善有惡之人生觀?或者說,意何以一動而遽分善惡?論述“無善無惡”時,王陽明曾舉出著名的雜草之例,證明善惡本無邊界,可以互相轉(zhuǎn)化。那么,人生觀中的善惡之分又如何確立?“殺戮、仇恨、貪婪、極端”乃至于恐怖主義,是否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是善?或者說,天地不仁,無分善惡,而善惡之分,皆由人所定?這是否又與西哲普羅泰戈拉“人是萬物的尺度”之說相應?由是觀之,陽明心學,不論是非,就其“完人之問”來看,不僅是儒學兩千年發(fā)展的結(jié)晶,也與西方古典思想中的某些精要之處不無暗合,可相參照。
 
  客觀而言,酈波教授在“心學之問”上的展開,似不如“完人之問”那樣詳盡豐富。因為這所涉及的,已經(jīng)遠遠不是陽明心學本身,而是其背后兩千年的儒學傳統(tǒng),在面臨兩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因何無力這一百年來爭論不休的主題。作為一本介紹王陽明其人其說的通俗讀物,酈波教授此作的價值,或許并不在于系統(tǒng)、縝密地作出解答,而在于為讀者開啟了兩條思路。其一是中日行為之對照。明治維新前后,日本人受心學影響之深,當是毫無疑問的,這既有日本學者的判斷,又有章太炎先生的佐證。那么問題就在于,陽明學為何在故鄉(xiāng)不能如在異域一樣結(jié)出碩果?是中國人拋棄了心學嗎?似乎并無證據(jù)。其二是中西思想之對比。此書雖以陽明心學為主題,其中兩處涉及西學的文字卻尤為讓人印象深刻。作者在解說“陽明格竹”這一重要事件時,以伽利略比薩斜塔實驗為對照,認為舊有理學之“格物”,其失敗在于形式主義的傾向,而后者卻開辟了實驗主義科學,陽明格竹與伽利略格球的對比,正可以解釋近代中西發(fā)展道路的差異。我們似乎還可進一步追問,實驗科學是否就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奧秘?王陽明對“格物”理學的超越,又為何沒有走向科學,而是開創(chuàng)了心學?如果說,這代表了中西近代之“分”,那么全書最后一句話又戲劇性地讓我們的思緒轉(zhuǎn)向了中西未來之“合”:(王陽明)的偉大的靈魂和人生智慧,將永遠詩意地棲居在我們這片神州大地上。“詩意地棲居”,正是德國哲學宗師海德格爾的核心概念,也正代表著海德格爾對近代西方思想尤其是近代科學的反思和批判。
 
  杜維明嘗言:心學所體現(xiàn)的寬廣的人文精神,應該成為所有地球人的參照。反過來說,在世界其他文明的參照之下,我們也能更好地理解心學在當代的價值和意義。借用心學先導陸象山之語:“東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五百年來王陽明》,雖立足歷史,卻以“完人之問”和“心學之問”這兩個終極問題指向當下、指向未來。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王陽明的智慧,大約并不只會詩意地棲居在神州大地上,也會與四海先哲的思想,共棲于世界,與天壤而同久。(作者:陳玉聃,系復旦大學國際關(guān)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轉(zhuǎn)自:光明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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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陽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最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軍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生前獲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
    2017-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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