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學及中國文化史學

中國文化史

　　當時，馮天瑜已進中年，且非史學專業(yè)出身，但不數載，便以《明清文化史散論》（1984）享譽學界，這確乎令人稱奇。此書作為馮氏的首部文化史專著，即被認為是“超過前人”之作，“已足以與柳先生（即柳詒徵）方軌”。（邱漢生語）其實，就其個人歷程說來，這一切誠可謂蓄之久遠，發(fā)于天然——他自幼即盡日徜徉書林，陶成人文之質，且有當代學人少有的家學淵源。
 

　　1902年，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指出：“中國數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為了打破傳統(tǒng)史學為帝王將相家譜的困局，梁任公提倡“敘述人群進化之現(xiàn)象”的新史學。在摒棄傳統(tǒng)王朝政治史轉而書寫人群進化現(xiàn)象的新史學革命中，現(xiàn)代史學意義上的文化史研究發(fā)其端緒。梁氏在《中國史敘論》中，表示有心撰寫一部規(guī)模宏大的中國文化通史，可惜天不假年，其生前面世的只有《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中國文化史目錄》等少數篇目。
 

　　1914年，林傳甲所著的《中國文化史》面世，大約可算作目前所見的最早以“中國文化史”命名的著作了。此后，隨著中國文化史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第一次熱潮，出版了眾多以中國文化史為名的經典之作，如柳詒徵1932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陳登原1935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錢穆1947年出版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等。
 

　　由梁啟超開啟，經柳詒徵等人發(fā)展的文化史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完全歸于沉寂，直到20世紀80年代，在中斷了30余年之后方重新興起，至今在諸多領域方興未艾。馮天瑜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便自覺接續(xù)這一學術傳統(tǒng)，馮著《中華文化史》是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史整體與系統(tǒng)性研究的扛鼎之作。他常自謙說自己不過是追隨前輩、時賢的一施工匠人，但他作為現(xiàn)代學術意義上的文化學與中國文化史學科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早已是學界共識。馮氏在文化學及中國文化史學研究領域的創(chuàng)建，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兩個方面：
 

　　其一是“文化生態(tài)”說。馮天瑜遵循微觀辨析與宏觀把握相結合，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之理路，考究文化史學基本論題，如中國文化之生成機制、發(fā)展脈絡及走勢、中國文化特質、中外文化互動等，嘗試以“文化生態(tài)”說為基旨，闡述文化學理論，建立中國文化史框架。主要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明清文化史散論》《中華文化史》上篇（1990），還有《中國文化史斷想》（1989）《人文論衡》（1997）等。
 

　　其二是“元典精神”說。馮天瑜追蹤中國文化演繹史，注重“生成”與“轉型”兩環(huán)節(jié)，聚焦晚周、晚清兩個關鍵時段。“晚周”為中華文化生成之“軸心時代”，此間形成深刻影響中華民族基本精神之文化經典，他擬名為“元典”，探索中華元典形成過程、內在結構及其常釋常新之詮釋史。“晚清”為中華文化古典形態(tài)終結及近代轉型期，在晚清文化研究中，力辟直線進化觀和西方中心論，考究發(fā)生于明清間以“復歸元典”為外顯形態(tài)、以螺旋上升為運動方式的“文化重演律”。此類探幽闡微之考析，集結于《中華元典精神》（1994）。
 

　　馮天瑜提出并論證“文化生態(tài)”說、“文化元典”說，得到學界充分肯定和大量采用，被譽為探討中國文化的“重要貢獻”（張岱年語），認為表現(xiàn)出系統(tǒng)史學的魅力，是對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種理論建構，也由此奠定了此類研究的基本理論范式。
 

　　其間，馮天瑜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傾力于辛亥武昌首義史及張之洞研究，《張之洞評傳》（1994）、《辛亥首義史》（2011）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后一研究中，廣采鄉(xiāng)邦文獻，詳考切關宏旨的首義史事細節(jié)，又適度使用訪錄辛亥老人的材料，堪為“口述史學”之典范。馮天瑜長期擔任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總編纂，主持湖北省、武漢市的地方志修纂。文化史與地方史構成馮天瑜治史之一體兩翼。（謝遠筍） 
     轉自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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