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濟,號菊生,是中國近現代出版史上的偉大先驅,堪稱出版界的蔡元培。張蔡兩人有五同,一是同鄉(xiāng):張元濟是浙江海鹽人(生于廣州),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二是同歲:兩人都是清同治六年出生,屬兔的,張元濟的生日是農歷九月二十八,蔡元培的生日是農歷十二月十七。三是同年:光緒十五年(1889)浙江鄉(xiāng)試,兩人同中舉人,張元濟為第10名,蔡元培為第23名;光緒十六年(1890)會試,兩人又是同年;光緒十八年(1892)殿試,兩人同列二甲進士,張元濟為第24名,蔡元培為第34名。四是同僚:兩人中進士后,同在翰林院任庶吉士。五是同事:戊戌變法時,張元濟曾被光緒皇帝破格召見,因而變法失敗后被革職,“永不敘用”。1901年春,張元濟任南洋公學代總理(校長),南洋公學是盛宣懷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在上海創(chuàng)建的,與北洋大學堂同為近代中國人自己最早創(chuàng)辦的大學。張元濟便邀請已經辭官的蔡元培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蔡元培欣然同意。
后來,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成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張元濟走上了用文化出版開啟民智的道路,成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最偉大的出版家。
大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在《張菊老與商務印書館》一文的開頭寫道:“要評論一個人,應把握住他的中心事業(yè)。”(《舊學新探——王云五論學文選》,學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63頁)特別是偉人名人的傳記,更是要“把握住他的中心事業(yè)”。盧仁龍的《中國出版家張元濟》,就是為張菊老的中心事業(yè)——扶助教育、“開啟民智”、建設學術、改良社會、傳承文化、弘揚國粹的出版事業(yè)而撰寫的一部傳記。
一
清代著名學者、文學家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敘一人之始末者為傳之屬,敘一事之始末者為記之屬。”(卷五十八史部十四)但好的傳記作家,不能只是完整地記錄“一人”“一事”“之始末”,他首先必須做好剪裁,因為“藝術即是剪裁,即是選擇的工夫”(梁實秋《秋聲·三》)。
本書傳主張元濟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作者的主旨并不是要為傳主寫一部全面的傳記,而是著眼于張元濟先生的出版成就,通過考察他在出版領域奮斗的歷程和人格的養(yǎng)成、事業(yè)的展開以及與朋友和團隊的關系,來了解張元濟先生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以及他對那個時代和行業(yè)的作用與貢獻。
胡適先生認為,“模范人物傳記”中的“一個小小例子”,只要“剪裁得得當、描寫得生動,也未嘗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他說自己就受過這樣的教育:
朱子記陶淵明,只記他做縣令時送一個長工給他兒子,附去一封家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這寥寥九個字的家書,印在腦子里,也頗有很深的效力,使我三十年來不敢輕用一句暴戾的辭氣對待那幫我做事的人。(胡適《領袖人才的來源》)
盧氏本傳亦頗得“朱子記陶淵明”之妙。譬如寫張元濟辭去南洋公學譯書院之職,應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始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務印書館的事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檢字工人出身的夏瑞芳頗有雄心壯志,他深知要想辦好商務印書館,必須延攬人才,于是敦聘出身翰林、滿腹經綸的學者名家張元濟共創(chuàng)大業(yè)。張元濟說:“你能請得起我這樣大薪金的人嗎?”夏瑞芳說:“你在譯書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張元濟又說:“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夏君諾之。于是雙方言定,夏管印刷,張管編書。
“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這是張元濟一生追求的理想。早在1901年10月,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就曾說過:
國家之政治,全隨國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國民智過卑,無論如何措施,終難驟臻上理。國民教育之旨,即是盡人皆學,所學亦無須高深,但求能知處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則豈有不為人奴,不就消滅者也。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受教育者度不過四十萬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萬人者,亦不過能背誦四書五經,能寫幾句八股八韻而已,于今世界所應知之事茫然無知也。
這些觀念表明,張元濟是中國近代普及教育的先行者。普及教育要展開,必然以提供好的教科書來實現。正是由于這種理想信念,才促使張元濟果決地放下了一個傳統(tǒng)翰林的架子與面子,與一群有著務實精神的工人為伍,聯(lián)手開創(chuàng)出了一番不朽的事業(yè)。
二
本書將張元濟從事文化出版事業(yè)的一生與整個的社會歷史緊密聯(lián)系起來,通過張元濟的起伏進退,反映社會的盛衰,歷史的興替。
胡適先生對于中國文人在傳記中不能素心析理頗為痛恨:
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于政治有忌諱,對于時人有忌諱,對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諱。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謬例,何況后代的諛墓小儒呢!故《檀弓》記孔氏出妻,記孔子不知父墓,《論語》記孔子欲赴佛肸之召,這都還有直書事實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話來替孔子洗刷。后來的碑傳文章,忌諱更多,阿諛更甚,只有歌頌之辭,從無失德可記。偶有毀謗,又多出于仇敵之口,如宋儒詆誣王安石,甚至于偽作《辨奸論》,這種小人的行為,其弊等于隱惡揚善。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于諛頌,便失于詆誣。(《張季直先生傳記序》)
作者對張元濟和王云五兩位出版家成敗得失、風格異同的評論就很有代表性。
從商務的創(chuàng)業(yè)和發(fā)展而言,張元濟與王云五是前后相繼的兩任統(tǒng)帥、舵手;從文化史的角度講,兩人都是文化巨匠、出版大家。但二人同中有異,張元濟是一個有新思想的舊學家、有理想的文化人;王云五則是一個文化企業(yè)奇才,無與倫比的出版家。王云五對企業(yè)管理觀念超前,最早引進當時西方最流行的泰勒科學管理法,并急切地在他的陣地上實施,以期使得中國現代企業(yè)更進一步。結果屢試屢敗,最終也沒能真正實施。但他對企業(yè)的掌控管理,尤其是危機管理,可謂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時代和命運讓他幾次迎接極限的挑戰(zhàn),都以驚人的毅力和艱苦卓絕的奮斗,使苦難的企業(yè)重生,發(fā)展擴張,一手塑造出了一個帶有強烈的王云五色彩的商務印書館,使之持續(xù)輝煌了幾十年。王云五的出版主張,是對張元濟的繼承和發(fā)展。張元濟重在教育建設,王云五則力在普及教育,但二者在精神層面上是一脈相承的。張元濟致力于引進西學,傳播新知,以改變封建社會之后的中國,王云五更是大力推廣,尤以《萬有文庫》為極致。張元濟雖然從處世、言論上均主張、支持學術獨立,但并沒有來得及真正實施,沒有取得較顯著的成果。王云五則因時而動,不僅主張學術獨立,而且真正切實地推進。這也是王云五同樣成為文化巨擘的時代因素和文化業(yè)績。
作為繼任者,王云五的壓力、責任都遠大于張元濟,所幸王云五在處世方法上也與張元濟頗為相似,兩人同樣不喜歡社會活動,同樣缺乏生活情趣,完全忘我地投身到館務和事業(yè)之中。王云五沒有去做領袖式的人物,也沒有參與政治活動和黨派事務,他一次又一次地挽救危局。
張元濟投身出版,懷抱著個人的理想,勇于承擔起開啟民智、傳承文化的使命和責任;王云五進入商務,首先是個人自信,依賴個人努力,并發(fā)揮個人才能,頑強地實現了從毀滅到復興,他更多承擔的是企業(yè)的責任和使命。
他們最大的不同就是,張元濟把商務印書館當成自己一生的事業(yè),王云五則把它當作生命歷程中的一部分,他要讓自己的生命有更廣寬的維度。盡管時勢和命運讓他三次堅守商務印書館,占據了他的大半生,但幾次主動舍棄另擇,并不能如張元濟一般堅守一生,從未棄事,這就是事業(yè)的選擇。
三
盧氏筆下的張元濟,亦是每每“在心性中流出”,譬如“委館王云五”一節(jié):
“五卅運動”后,商務職工在內部發(fā)起多次罷工運動,王云五對多次代表館方去應付迭起的勞資糾紛感到厭煩,便產生了脫離商務的念頭。1929年,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在巨大的爭議中出人意料地獲得成功,復雜的館務和不和諧的環(huán)境讓他產生厭倦,于是辭去編譯所所長職務,到中央研究院擔任專任研究員。1930年2月,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鮑咸昌去世,張元濟在細觀內部無人接手總經理一職的情況下,決定讓離職不久的王云五回來擔任總經理一職。
張元濟親自出面邀請,和朋友們一道反復勸駕,但王云五還是再三拒絕。張元濟仍不放棄,在萬辭難拒的情況下,王云五心生一計,出人意料地開出了任職條件——出國歐美考察半年,費用由館方承擔,取消總務處合議制,改由總經理獨任制,而且要求張元濟的重要助手李宣龔去職,但在他考察期間還要負責代理。王云五自認這項設計應該不會被張元濟及董事會接受,自己也就得以脫身了。不期張元濟卻代表董事會全盤答應,王云五徹底被張元濟感動了,于是答應重返商務,擔任總經理一職。張元濟堅定地選擇剛離職的王云五出任總經理,完全出于自己的判斷和認知。他的這一決定與安排,帶給商務一個新的時代,也造就了王云五傳奇的一生。
明代大散文家茅坤在評價《史記·魏公子列傳》時說:“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史記鈔》卷四五)盧氏之于張元濟傳亦然:張菊老乃盧氏胸中得意之人,本傳亦作者得意之文,故有“無限唱嘆,無限低徊。”(清·徐與喬《經史辨體》史部“信陵君列傳”)
作者1980年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師從著名文獻學家楊明照先生。1987年調入中華書局任編輯,1998年開始從事民營文化出版事業(yè)。2003年,作者策劃、投資的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完成了張菊老生前未竟的事業(yè)。
2010年以來,作者先后投資創(chuàng)辦了商印文津文化(北京)公司、商務印書館南京分館等多家文化公司和華民現代慈善研究院,出版了《真誥校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十三經注疏》等一批學術文化系列著作和古籍整理系列圖書。由這樣一位學者出版人來寫張菊老的出版?zhèn)饔?,應該是再合適不過了。
作者對于張菊老有一顆崇拜敬仰之心,可謂“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罷不能”(《論語·子罕第九》)。正如他在本傳的“結語”中所說:
最近以來,出版文化學者曾發(fā)出過“張元濟不可追”、“張元濟不可學”的浩嘆。作者寫完此稿,作為一個也從事出版30年,究心學習張元濟者,以“向文化圣人致敬”作為本書的結語。
當年,孔子讓自己的學生們“各言爾志”。公西赤回答說:“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等別的同學散去之后,孔子的高足曾皙問孔子說:“唯赤則非邦也與?”公西赤所說的是不是也算有志于邦國呢?孔子說:“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在宗廟舉行祭祀儀式與人會同,不是諸侯國君又是什么呢?公西赤說自己的志向是做一些司儀之類的小事,那誰還能做大事呢?作者說自己以學習者的身份向張菊老這位“文化圣人致敬”,亦有公西赤“非曰能之,愿學焉”的謙恭。(張立華)
轉自:中國出版集團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yè)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lián)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